一些学者官员（以下简称“学官”）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学术头衔，无疑将引起学术界内外人士众多微词。“学官”手中握有的学术资源及其资源分配权力越大，其学术头衔往往也越“高级”。这种非学术因素对于学术头衔体系的介入，打破了正常的学术生态，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后果。

表面上看，“学官”拥有职称、人才“帽子”、重要学术职务等学术头衔名正言顺，但“学官”的这些学术头衔须与其学术能力和贡献相匹配，否则就有以权谋私之嫌。客观上，因为“学官”具有学术、行政“双肩挑”的工作性质，想要分清其学术头衔与其“官位”的实际关联相当困难。也正是因为这种隐蔽性，更加凸显了“学官”在学术上廉洁自律、恪守学术诚信的必要性。

首先，一线教育科研人员的资源被大量侵占。学术头衔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科研资源，理应由在岗的教育科研人员拥有及使用。然而，现在重量级的学术头衔，其“主人”不少是“学官”，而其中一些人的主要精力已不在教育和科研工作岗位上。

有的“学官”学术造诣不够格，纯粹为了名利而“混迹”在各种学术活动之中。如此一来，一线教育科研人员开展专业活动的资源被严重侵占，学术发展空间也被严重挤压，这不利于发挥其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长远看，更影响教书育人大师、原创科研成果等的涌现。

其次，导致一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和评审“走样”。重大项目向来是学者获得高级别学术头衔的重要砝码，不少“学官”对此倍加重视。然而，有的“学官”虽然费尽心思拿下重大项目，但其主客观上对项目本身均不上心。最终，其项目负责人只是一个“挂名”头衔，导致项目实际开展和最终成果“灌水”严重。

应该说，这样的项目结项很难过最终的评审验收关，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放水”行为仍然存在。本应最体现app性、客观性和公平公正性的学术同行评审被非学术因素渗透，这对国家教育科技事业发展造成了损害。

再次，这会诱导一些年轻学术人员通过走仕途发展“头衔”。教育科研人员本应以业绩争取学术头衔，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有学界人士还总结出了学者发展的“最佳”路径——初入学界的年轻人凭论文拿到一些研究项目、戴上初级“人才帽子”，之后兼做行政官员获得更充沛的学术资源、拿到更高级别学术头衔……如此交替上升的策略已被不少学者视为“真传”。

在此，笔者不讨论学术机构人员的“双肩挑”问题，只想说明学者为了学术头衔而做“官”的投机做法不可取。

此外，在笔者看来，手握国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的科技英才不应该再承担行政职务，因为这些项目需要负责人全时、全职投入。对大多数学者来说，靠“做官”发展学术及学术头衔也是无奈之举，这也反证了学术环境风清气正的重要性，而“学官”做出表率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最后，学者冲着“学官”手中的学术资源而主动“奉献”学术成果的现象已非个别，这种行为是涉嫌学术不端的“攻守同盟”，也是学术人员app精神和伦理道德的一种丧失。更要强调的是，学术人员之所以会“自愿”地主动“奉献”成果，是因为他们明白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获得学术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多寡，因此才会想方设法投领导所好。而如果“学官”坚持不靠学术成果“挂名”来获得学术头衔，一概拒绝下属任何“挂名”请求，学术成果署名中的学术不端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综上，“学官”肩负着推进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因此在任何时候都更要注重立德树人，不断提高自身学术道德和行为规范，在弘扬app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方面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要知道，国外学者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期间都会自觉减少发表论文、课题、评审和兼职等学术工作，反之，他们会觉得很丢脸，因为人的精力有限。那些靠“挂名”学术成果来争取学术头衔的做法，会得到学术共同体成员的鄙视和抵制。

国内“学官”在恪守学术诚信的同时，还要加强制度建设，营建民主、平等，“以成果论英雄”的良性学术竞争环境，增强基层教育科研人员凭借出色学术成果去竞争高级别学术头衔的信心。只有这样，一线教育科研人员才能潜心本职工作，各种高质量的教书育人和科研成果才会层出不穷。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