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学者王一川教授攻读文艺美学硕士学位。这是我人生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刻，王老师塑造了我的未来，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和理解文学的思想视野。而如果说这种塑造有一个起点的话，那就是在王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文艺美学专题》上，我俩之间的一番对话。

那堂课上，王老师讲述了古希腊美学的肃穆和崇高。在讲演完毕后，他让我们就这一话题各自发表看法。从上学时候起，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在课堂上发言的学生，那节课同样如此，老师话音未落，我就已经举手了。发言中，我根据自己研读较多的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谈了我对古希腊美学的认知——现在想来，那时之所以要踊跃发言，“卖弄学问”的心理动机应该是很大的。

然而，让我觉得有点失望的是，听到我的观点，王老师只是点头，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回应。但等到课间，他却径直走到我的课桌前面，我赶紧站起。随后，王老师对我说了影响我至今的一句话：“你得换换脑壳了。”

见我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王老师解释说，你不能只读黑格尔，你要换一些当代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的经典作品。随后，他就提到了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马尔库塞……事实上，我此后在整个硕士和博士期间精读的44本理论著作，也是我终生受益的一批精读书目，其中绝大部分作品都在王老师当时所列出的书单中。

这件事情过后，我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直到现在，我都会把这个道理讲给我的学生，那就是一定要跟从老师的思想读书，因为他是你的导师。你可以对整个人类文化或者经典的思想家感兴趣，但在学习期间，你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老师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他读了哪些书后，才成为今天的样子？你应该先读一读影响老师的那些经典著作，我把它称为“通过导师寻找大师”。

在那堂课过后，我开始找新书、换脑壳的“工程”，并陆陆续续形成了自己的阅读领域。那时王老师工作很忙，电话沟通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如果在学校中“抓住”老师，老师常喜欢利用走路的时间聊聊。我们走在北师大南门老行政楼到餐厅的路上，树影斑驳，聊东聊西。说到我的书单，老师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要以为读书读多了就有学问，读书只有读对了才会真的有收获。”这句话让当时的我非常震撼。正是从这句话出发，我总结出直到现在我都在遵循，同时也要求我的学生遵循的读书原则——少读书，多看书，滥翻书。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观点有些奇怪，毕竟老师通常都是希望学生多读书，为什么我会要求学生“少读书”？这是因为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养育思想和观点的核心书目不应该太多。一个人能够掌握一到两家思想派别的主要观点，并在每家思想派别中，真正读懂两三本书就非常好了。如此算来，一个人一生值得自己反复阅读的书，也只有七八本而已。

现在很多学者，尤其青年学者读了好多书，做了好多学问，但往往只会说人家的话，无法形成独立看待世界和理解问题的“独断”——读书读多了，自己就没有了立场和视野，自身观点也容易混乱，觉得谁说的都对。只有少读书，才能确立一个学者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观点。

至于“多看书”，则是要多探索，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多看书。具体来说，可以看看开头，看看结尾，看看感兴趣的章节。

所谓“滥翻书”，就是不要只关注自己研究领域的那些书籍，而是要广泛涉猎，不论是历史、政治、哲学、美学，哪怕是一些趣闻轶事，也可以多翻一翻。这既是一种闲暇时间的娱乐，也能拓展视野，让自己的学问永远不脱离所生活的时代，永远与自己走过的那段历史贴合在一起。

如今，我已经毕业多年，并追随恩师的脚步走进高校，躬耕讲台。但在我刚刚攻读研究生时与恩师的这两次谈话，对我影响至今。尽管老师没有当面告诉我要“少读书”，没有当面指导我如何“通过导师学习大师”，但他的话语和为人为学引导我确立了日后做学术研究、思考问题、看待问题的基本框架和方法途径，也希望青年学子能从中获得启示，学会学习，学会读书。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