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 云南师范大学供图

左起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钰生。云南师范大学供图

“曾经在西南联大工作过、学习过的人，无一不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黄钰生在其《回忆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校》中如是写道。

黄钰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先后担任建设长、师范学院院长、校务管理委员等要职。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复原北归，而黄钰生领衔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联大师院）却留在云南落地生根，后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新明升中国成立后，该校改名为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成为了西南联大驻留在祖国西南边疆的永恒纪念碑、红土高原上师范人才的孵化基地。

学生眼中的“严师”

“春风熙熙时雨滋兮，桃李向荣实累累兮。”这是黄钰生对于联大师院学生的殷切勉励，以期他们能够像春风春雨一般辛勤育人，桃李满天下。为此，他认为，师范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必须在“作教、作师、作学、作人”四个方面做出表率和榜样。

在生活方面，他要求除了家住昆明的学生外，其他学生一律在校住宿，未经允许不得外宿；男女生的交往见面限制在主楼接待室；学生必须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早上六点半举行升旗仪式和朝会；学生的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仪态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

在学业学习方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学生毕业标准及考试办法》中规定，师范生在校肄业五年内必须修毕170学分，本系主要科目必须平均在70分以上，工具科须经本院甄别试验及格，教具配置及使用的技能也须达到标准，学生必须在知识、思想、态度、理念、人格五个方面“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否则就不得毕业。而当时有一个学生考试四门功课不及格，曾几次面求黄钰生“高抬贵手”，但是黄钰生不允。这名学生恼羞成怒，于夜间趁黄钰生从联大师院返家途中，用木棒将他击伤，黄钰生头上缝了七针。虽然经历这次波折，黄钰生仍然坚持严格要求学生学习，其严师形象可见一斑。

黄钰生的严师形象同样树立在联大附设学校的办学过程中。联大附属学校的考试种类有笔试、口试、课堂考、月考、季考、学期考、学年考，无论哪种考试，一律严格执行西南联大的规定。不合格者不得补考，只能重修。如果一学年中有两主科即语文、数学、外语不及格，或者一主科两副科即理化、生物、史地不及格者必须留级，超出留级标准者劝令退学。也正是因为黄钰生的严格要求，附中一举成为云南中等学校的典范。

“润身”与“淑世”

黄钰生认为，大学的意义在于“润身”与“淑世”，前者是为个人，“为学问而学问”；后者是为了改良社会，学以致用。在联大师院的八年期间，黄钰生抱着“润身”与“淑世”的学人情怀举办了多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师资培训活动，针对中小学教材、教法和新教育途径展开了研究，并且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对云南的文化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1939年开始，在黄钰生的积极筹备下，联大师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作，先后举办了“中等学校在职教员进修班”“中学理化实验讲习班”“中等学校各科在职教员讲习讨论会”等在职师资培训班。这一系列的师资培训活动为云南培养合格的中等学校师资和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9年7月，联大师院备函与昆明市政府联系，开展普教工作，经昆明县教育局指定，在洪庙乡麻园村和李家维等地的乡村小学开办社教实验班，轮流指派学生去上课，普及app文化知识，并进行扫盲活动。他们还在市区翠湖小学和文林小学内开办民众夜校，招收贫困失学青少年，类似的活动扩展到了路南圭山少数民族地区。

在黄钰生的倡导下，联大师院的学术研究呈现以中学教学为重点的特点。1940年初，当时国内仅有的指导国文教学和研究的定期刊物——《国文月刊》，以作为“促进国文教学及其补充青年学生自修国文的材料”为宗旨，经联大校务会议议决，由师范学院筹编。该刊成为交流国文教学经验的园地，对推动国文教学的改进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其他各个系也对中学各科教材教法开展了调查与研究。

联大师院于附设学校设立“实验部”，根据当时国内外流行的若干现代教育原理，在教学过程、课程、教材、教法、功课时间安排以及训育方面做了相关试验。1941年12月，联大师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升学及职业指导测验室”，用来实施各项普通心理测验，以利中小学升学及职业指导和社会职业介绍的进行。

“总喜欢摸摸他们的头”

“我爱青少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见到他们，我总喜欢摸摸他们的头，感到这是一种乐趣，我称之为‘摸头之乐’。”正是在这种对孩子们的真挚爱意的影响下，1940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小学成立。黄钰生回忆道：“这是平生最满意的一件事，是我的得意之作。”

1941年，附中迎来了第一个校庆日。在校庆纪念日上，黄钰生讲了附中成立一年以来的情况，讲到明升中国在孩子周岁时有抓周的习俗，在附中“周岁”之际，他也如同父亲一样要为附中“抓周”。他拿了一架天平放在桌上，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灯泡和一根绳子，告诉学生们“要像天平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遇事要公平”。他拿起灯泡说：“希望你们像灯泡一样，到任何地方都能发光，热情地对待你们的事业。”接着他又拿起绳子说，“要像绳子那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团结才有力量”。

对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黄钰生也给予特别的重视。在身体方面，除了通常体育卫生的功课外，还与家庭通力合作，使孩子们不染上寄生虫病、皮肤病等传染病。他聘请专业训练的职员负责孩子们的饮食和全校卫生，每半年接受校医检查一次，低年级每两月测试体格一回，以观察其发展。在心理方面，他认为，卑之无甚高论，只求学生有“出息”——能做的自己做，能受的自己受，当能负责自己负责，可尝试的鼓励他尝试，遇到困难去设法克服，就是有出息。

对于每个儿童的兴趣、胆量、气质他都加以爱护，注意保持孩子们对事物的新鲜感。在黄钰生如同慈父般的关怀看护下，附设学校的孩子们可以称得上是“少年初长成，自在恰如风”。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