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

近日，有媒体报道，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其公布的《2021年度大学生招聘拟录用人员公示》中显示，2021年，在该公司拟录用的共计149名员工中，有135人的岗位为“一线生产操作岗”，与此同时，这些“一线生产岗位”录用人员中，硕士研究生占比超过30%。研究生高学历光环和“一线生产岗位”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姑且将这种现象称之为 硕士“就业下沉”现象。那么，对这种现象的定性是否成立？若定性成立，这种现象背后又折射出了哪些深层次问题？

从两个视角看硕士生就业是否“下沉”

对硕士“就业低配”或“就业下沉”现象的定性是否成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少可以引入“个体”和“社会”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切入视角。

从个体角度而言，在“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大背景下，个体选择进入何种行业，从事何种岗位是个体自主、理性的选择结果，无所谓“高配或低配”“上浮或下沉”。硕士生选择到卷烟厂工作，工作性质相对稳定、薪资水平比较高、福利待遇比较好、工作压力相对较小等可能是一些相对重要的吸引因素。就这个意义而言，硕士生在择业方面的选择行为是个体行为，无需大惊小怪。

然而从社会角度看，硕士的就业选择就关涉到宏观的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和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因此，仅从私人收益角度理解硕士就业问题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还需要引入社会收益的宏观视角。

一方面，硕士生的培养定位会由于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大类型而有所差异，但无论哪种类型的硕士培养，均凸显专业性和研究性，这也是硕士研究生教育区别于本科教育的根本所在。若硕士生的专业特长和研究特长并未在实际工作岗位上得以发挥，就可能引发人力资源低效率配置和高等教育结构性问题，加重社会的“内卷化”竞争和人们的“就业焦虑”。

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在我国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产品”，而是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某些属性，在国家和个体之间实行“成本分担”制度——国家的分担责任对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个体提出了更高的“道德义务”——要求研究生以家国情怀为己任，德才兼备。

当然，对上述问题的定性讨论还需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动态视角理解。例如，当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在择业时可能更偏好稳定和可预期性，择业时的“体制情结”可能有所强化。如果将时间范围拉长，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情结的“高低起伏变化”。

因此，从个体和社会相结合的视角来看，硕士“就业下沉”现象的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其背后折射出宏观的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和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和可能。

“就业下沉”现象折射出什么

硕士“就业下沉”现象首先折射出部分硕士生读研存在明显的“功利性动机”和盲目性，缺乏相对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对特定职业或专业领域的兴趣。

我们于2018年开展的一项针对全国学术型硕士生就读体验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的学术型硕士生是为了“找到更理想的工作”而选择读研，因为“对学术研究的兴趣”而读研的学生仅占17%。这表明，学术型硕士生读研的主体意愿不是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更好的职业发展。

客观而言，基于“功利性动机”读研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若经过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学习和培养，仍未形成相对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以及对特定职业、专业的“职业兴趣”或“比较优势”，这就非常值得深思。

实际上，硕士生在择业时若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性和研究性的比较优势，而仅凭学历层面的“碾压优势”进入，从个体的长远发展来看，也未见得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从社会层面看，这种现象不仅会造成人才的错配和浪费，还会进一步对学历形成“稀释效应”，加剧社会竞争的“内卷化”。

其次，这种现象折射出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专业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导致研究生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和职业性不够。

在硕士生培养中，我国已形成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并重的格局，而且后者的占比已经超过前者。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近20年以来，学术型硕士学位授予数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专业型硕士学位授予数则持续上升，且从2016年开始超过学术型硕士学位授予数，此后两者的“剪刀差”越来越明显。

硕士生教育的这种类型结构调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主动作为”，然而，社会对“学术型硕士学术性不强、专业型硕士专业性不强”的诟病也不绝于耳。

我们于2018年开展的一项针对全国层面硕士生就读体验的调查结果显示，学术型硕士生在读期间对培养单位、课程教学和管理服务三方面的满意度明显偏低，而专业型硕士生在读期间对实习实践、课程教学和就业结果三方面的满意度明显偏低。换言之，在硕士生培养层面，如何根据不同培养类型、定位和目标，进一步改进实际培养效果，增强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和职业性，依然任重道远。

最后，这种现象折射出目前经济社会明升在开放性、流动性和竞争性等方面受限于某些因素，特别是全球疫情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表现强度和复杂性均会加强。

客观而言，任何教育层面的问题单纯从教育系统内部可能很难找到“最优解决方案”，必须从整体的社会结构层面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案，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

换言之，硕士生就业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和人力资源“低配”或“错配”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运行机制和结构问题的某种体现。

可以预想，个别高学历群体就业“下沉”现象还可能以不同方式和形式继续出现，对这些现象展开持续、系统和严肃的反思极具现实意义。

（作者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