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参加了一场由中外两所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介绍中外主办方校领导时，我吃惊地发现，中方校长是一位国内顶尖学者，而外方校长却仅仅是一位副教授——虽然该大学所在国评教授难度相对较大，但这依然足以引人思考。

因为这一现象在国内高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即使是一所国内最“基层”的地方高校，其校长的头衔也几乎一定会是“教授、博士生导师”。

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复杂，在我看来至少包括三点。其一，在高校这样一个学术精英人才汇聚之处，作为“领头人”的校长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术能力，是很难“服众”的；其二，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其领导力很难通过某种量化指标体现，此时，卓越的学术能力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领导力不可量化的弊端；其三，顶尖科研人才更能够洞悉科研、教学规律，作出符合规律的决策。

然而细思之下，这三点似乎又都有待商榷——大学是师生协同进行教学科研之所，并不是“比武场”，不需比拼出一位“盟主”；学术能力不等于领导力，况且在现代大学，校长应是“服务者”而非“领导者”；在发现科研管理规律方面，顶尖人才并不见得比学术成就一般的人才更具洞察力。

尽管如此，当前公众在看待各高校的校长时，似乎对于学术能力的关注度远高于对其行政能力的关注。为了扭转这一状况，一些高校校长也在上任之始就作出了暂停app研究的承诺，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优秀科研资源的浪费。

解决问题的关键其实还在于我们对校长选材标准的界定——究竟是学术能力为先，还是行政能力为先？事实上，此前就有高教界同仁表示过，如果某校领导此前在地方行政部门工作过，往往能更好地管理学校，其中原因恐怕就在于地方行政机构只看行政能力而非学术能力吧。

当然，我们强调校长的行政能力，并不代表优秀学者不能胜任校长之职，更不是一定要国内也选出几个“副教授校长”——鉴于中外不同国情和人才储备情况，此举完全没有必要。只是希望公众以及有关部门看待高校校长时，将其放在教育行政人员的原本位置上，并基于此考查其实际能力，而不是片面地追求“学术成绩”。要知道，民国时期的蔡元培、梅贻琦能够成为大学校长的楷模，凭借的也不是“学术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