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研篡改同学作业，明升中国政法大学某学生利用班长收作业的职务之便“搞起小动作”，近日，被揭发后受到校方“取消保研资格”等严厉处罚。

此前，中山大学一学生会主席造谣诽谤多名女生，当事人虽被开除学籍，但却给身边涉事的同学带来了较难磨灭的心灵创伤。

大学本是纯洁的“象牙塔”，如今同学关系却越来越走向异化，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励志”的“上位”逻辑

成绩优异、各项全能，但内心腹黑，不惜伤害他人。在某中部高校本科生王朗（化名）看来，大学里的确存在这样的“双面人”。

有一阵子，王朗常感到背后有一双窥探的眼睛。不久后，班内便发生了一起恶性传播事件，疑似这位爱“窥探”的同学将舍友电脑中的保研资料散布给了竞争对手。一时间，班内陷入恐慌。

“怎么会是他？明明成绩优异，即将保送国内名校。”宿舍之外，同学们不禁诧异。但宿舍之内，舍友们并不感到意外。原来这位同学私下形象并不佳，言行中充满了戾气，凡事以自身利益为先。

大学四年，王朗一直在回味高中时的同学关系，“那时的‘竞争对手’是全国的同龄人，同学间相处得很融洽。而如今的竞争尤其是保研时的竞争对手却变成了身边室友、同班同学，使得人与人的相处也充满了火药味”。

“把他人拱下来，让自己上去，正成为一些青年人所谓‘励志’的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檀传宝指出，“中山大学造谣事件所体现的‘得不到就毁掉’、明升中国政法大学篡改事件等都指向同一个逻辑——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其中的症结是社会上“流行”的利己主义、庸俗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而一些大学生则是受“污染”的一分子。“与其问责教育，不如先问问社会，成年人是怎样看待成功与失败的。”檀传宝说。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到来，用数字化虚拟方式对他人进行无端造谣，更是反映了公民教育当中法治教育的缺失。”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冯建军说。

德育课上成了智育课

学校并不是没有德育、法治教育。如今，中小学有《道德与法制》课，大学思政课中也有一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学的思政课程与中学的政治课程，似乎并无太大差别。”檀传宝说，其内容差不多，教育理念、教育实效也很相似。

王朗所在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主要由平时论文、期末考试组成。“虽然也有主观题，但更多考查的是知识点，比如‘依法治国的内涵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依法治国？’这类可以从书本上找到具体答案的问题。”

“不少高校的德育课上成了智育课。然而，有了道德认知，并不等于有道德。换句话说，学生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上取得了高分，并不意味着他的品德好。”冯建军说。

在冯建军看来，高校德育建设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学校对德育的重视停留在口号和课程上，不注重对学生日常行为的道德考核；德育没有有机渗透进学科教学，学科教学只重视知识传授，不重视育人意识；思政课程学科化，重视知识传授，轻视对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和道德品质的培养。

要改变知行分离，檀传宝认为，要把握一条起码的原则——遵守德育的规律。具体而言，“一是遵守教育的规律，二是遵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教育内容不能让人觉得面目可憎，德育要符合审美性原则，让学生发自内心喜欢教育的内容、形式。教师传授的是人生智慧，教育形式有美感，学生接受德育时才会有精神上的收获、喜悦。”檀传宝说。

大学德育要有实效。“不能像中学时代，一味给学生灌输知识，而是要尝试探究式教学，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檀传宝告诉《明升中国app报》。

然而，如今的德育课程缺少批判性思维、不鼓励质疑。其实，一味宣传正面信息更容易导致学生日后遇到负面信息时，产生怀疑与动摇。“ 实际上，‘两面传播’更合乎辩证法、更有利于大学生作出正确判断。”檀传宝说。譬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辈正是切身感受到国家的风雨飘摇，才更加坚定地投身到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中。

在冯建军看来，德育课还要增加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少青年人投身抗疫工作就是对大学生无声的教育。“德育不该是‘救火车’，而应该渗透在日常活动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一个人的德育观。”

对于课堂而言，冯建军建议，专业课程的教师要注意挖掘这类素材，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应把学科教学与学科育人相结合。这是如今课程思政的逻辑，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量的思政课、道德与法律课程之外，檀传宝认为，还应重视app伦理教育、职业道德建设。“我国一些科研工作者‘敢于’突破伦理底线，去做全世界app家都不敢做的事情，归根结底是科研伦理、职业伦理教育的缺失。大学应结合学科特点、职业专长开设类似课程。比如，师范生要开设教育伦理、科技伦理等课程。目前师范生只开设一门《公共教育学》课程，显然无法更深入地涉及相关德育的内容。”

用人单位应倒逼高校强化德育

“搞好德育建设，要育人与评价相结合。只育不评、只评不育都是偏颇的。”冯建军说，反观如今的德育，育人、评价做得并不尽如人意。

以学生的德育评价为例，更多的是用思政课考试成绩代替了学生的德育评价。然而，“考试考查的范围非常有限，比如最重要的思想情感考查，在考试中很难体现出来”。

2020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任务——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

对此，冯建军建议，要重视德育的过程评价，“这并不意味着废除考试，而是让同学、辅导员、任课教师将学生日常的道德表现、为人处事，通过记录纳入到学生思想品德的评价中。其评价效果甚至要大于结果性评价”。

“光重视过程评价还不够，其根本在于改变指挥棒。”冯建军补充道，中小学不注重德育，在于中考、高考的指挥棒。如果一所大学重视的是就业率、考研率、出国率，把心思放在强调技能而非品质上，即便口头上叫得响亮，也是无法很好树立立德树人意识的。

在冯建军看来，用人单位倒逼高校强化德育，或是一条可以走通的途径。他解释，用人单位都希望招到品行端正的员工。只有用人单位注重了对学生品行的考查，而非只看重学生获得了哪些技能证书，才会倒逼高校、学生重视日常行为中的表现。

“用人单位要让高校提供毕业生四年的行为表现。它来自于同学、辅导员、任课教师对一名学生的评价，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鉴定，而应包括能够证明学生行为表现的记录。用人单位还可以入校做调查，就像入党、录取公务员一样去调查学生的为人、思想、合作意识等。”冯建军说，“而对于学生，就像如今考核教师一样，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要素，实行一票否决，这样就会倒逼学生注重日常行为，严格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