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先 上海药物所供图

陈凯先（左二）与科研人员做实验。上海药物所供图

“我们将继续大力发扬浦东开发开放体现出来的拓荒精神、改革精神、敢为人先精神，为我国新药事业继续贡献力量，真正让明升中国人用上明升中国app家研制的新药、好药。”明升中国app院院士、明升中国app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原所长陈凯先曾如是说。而这也是他一生孜孜不倦的执着追求。

近日，上海市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生物医药明升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促进生物医药明升高质量发展，这让身为上海市科协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陈凯先十分欣慰。

面向人民明升m88健康研发新药，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崛起和上海科技发展奋楫争先，引领推动我国创新药物研发、新药研发技术平台体系建设……陈凯先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奋斗方向，奋战在创新药物科研第一线。

求学之路

1945年8月28日，一个男孩在重庆大学的校医院里出生。父亲为庆祝抗战胜利为其取名“凯先”。

17年后，陈凯先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录取，但意外被分到放射明升手机专业。虽然是“误打误撞”进入的明升手机领域，但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努力方向。

1978年，国家恢复中断了12年之久的研究生招生制度。陈凯先考入上海药物所，成为著名药物学家嵇汝运先生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一名研究生。

那时，嵇汝运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新药发现从随机筛选向理性设计转变是国际药学发展的新趋势。然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是由理论明升手机（量子明升手机）、计算机app与分子生物学等学科催生的交叉领域，要进入这个新的科技前沿领域必须具备相关学科的知识。

于是，1978年秋，嵇汝运先生派陈凯先到吉林大学，在我国量子明升手机奠基人唐敖庆先生门下再次开启繁重的求学之路。

1988年，陈凯先刚获博士学位，又被选派赴法国生物物理明升手机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在法期间，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优异的研究成果，他获得该所颁发的1986年度尼纳·舒可伦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明升中国学者。法方还提出了让陈凯先继续留任的邀请，陈凯先婉拒了这份好意。离法前，明升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特请他为留学生作一次讲座，主题是谈谈他“如何经过艰难选择而毅然回国”，陈凯先当即实话实说：“其实并没有什么艰难选择，学成回国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

回国前，除了带回工作所需的大量技术资料和计算程序外，陈凯先还用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为上海药物所购买了一台计算机。回所后，他和课题组同事从零开始，一起搬运资料、安装设备、移植调试带回的软件，建立起基本的工作条件，开启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研究之路。

创新药物

长期以来，人类发现新药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论指导，依赖于随机、盲目的实验筛选，这种方法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成为新药研究的瓶颈。

“以前，我们是在偶然中寻找可能。在人类历史上，一些重要的药物大多是通过一些偶然机会发现的，比如青霉素的发现就是一个偶然。但是靠“碰运气”效率太低了。有时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筛选了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却可能一无所获，连一个比较理想的活性化合物都找不到。因此，我们必须探索理性药物设计的新路。” 说起创新药物研究，陈凯先眼中充满了光芒。

app整体的发展和进步，为突破瓶颈带来了希望。20世纪60～70年代，理性的药物设计这一新兴领域前沿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药物构—效关系研究也从以前的定性推测水平提升到定量计算水平。

“app的巨大进展让人类产生一个奇想：做衣服可以进行服装设计，盖房子可以进行建筑设计，药物研究为什么不可以进行药物设计？以前寻找新药，app家象是拿一大把钥匙去开锁，一把一把去试；现在app家开始研究锁的结构，为了打开这把锁去专门定制一把钥匙。”陈凯先解释道，量子力学和量子明升手机的发展，使得分子与分子的相互作用可以用理论计算方法去研究，並可以通过计算机来模拟，进而开展针对某个分子靶点的药物从头设计和高通量的“虚拟筛选”。

陈凯先深深认识到，上海药物所作为我国新药研究的国家队，率先开拓药物研究前沿技术，责无旁贷。在当时几近 “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陈凯先带领团队对药物设计方法和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发展，他曾远赴偏远地区应用大型计算机开展研究，一干就是两三个月，废寝忘食地沉浸在繁复计算中，有一次甚至累得晕倒。

经过不懈努力，陈凯先和同事共同主编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原理、方法和应用》，成为我国该领域最早的学术专著。陈凯先先后发表300余篇论文，提出了对药物设计方法的一些重要改进与创新。这些著作，引导和培养了一大批该新型领域的青年科技人员。

东迁张江

1996年上海市政府和科技部等决定共建“张江国家生物医药科技明升基地”；90年代末，上海市又进一步提出和实施“聚焦张江”战略。

当时，社会上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认识还未完全扭转，上海药物所位于闹中取静、科研氛围浓郁的岳阳路中科院沪区大院里，与有机所、生化所、细胞所、生理所、上医等兄弟单位比邻而居，对交流合作十分有利。因此，当上海药物所酝酿东迁张江的消息传开后，部分职工心怀忧虑，列举了搬迁张江的种种不便。有一位兄弟单位的老领导还好心劝告时任所长的陈凯先：“搬迁张江你千万要慎重，不要成为药物所历史上被指责为‘卖所’的人啊。”

作为所长的陈凯先当然知道当时的张江总体建设还不成气候，对外界的吸引力也相对较小，周边的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2000年年中，所党政班子来到张江未来所址实地察看，面对一片荒地和空荡荡的周边环境，他的内心希望和担忧交织。但是作为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app家，他深知“一个研究所的发展，一定要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里，不能游离在外面。国家要发展生物医药，要把它打造成国家创新的热点，张江又是发展的基地，我们应该积极投身进去，才能够起好国家队的作用”。

陈凯先和所党政班子多次召开座谈会，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把全所职工的思想统一起来。在中科院积极推动和上海市、张江园区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崭新的研究所顺利建成。2003年3月，上海药物所正式搬迁到张江这块开放、创新的热土。

如今，上海药物所已成为我国新药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心之一，而张江也成为国际知名的“药谷”，集聚了1000多家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全国第一个肿瘤免疫治疗的PD-1抗体—特瑞普利、抗肿瘤靶向药呋喹替尼、首个PARP抑制剂抗肿瘤药物—尼拉帕利、近17年来国际首个获批上市的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甘露特钠，都诞生在张江。

传承创新

自从上海药物所搬迁到浦东，陈凯先就扎根在了张江“药谷”。

2003~2004年国家酝酿和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期间，陈凯先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我国生物医药实现自主创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牵头起草把新药研究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建议书，并征集了一百多位两院院士署名支持，对国家正式立项实施“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5年3月，陈凯先出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强调“传承”和“创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上海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刘平介绍说，陈凯先带领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国家航天员训练中心开展交流合作，促成了大学研发的中医“四诊仪”成功应用于欧盟—俄罗斯—明升中国的国际航天合作项目“火星500”计划，受到国际赞誉，陈凯先本人牵头承担的国家支撑计划项目“中药有效成分群关键技术研究”，在复方中药关键技术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

“要把科研的每一步踏在国家需求上。”新冠疫情暴发后，陈凯先敏锐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不仅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搏斗，也是一场国家之间的科研竞赛。他指导、组织、协调学校和中医药学术界的科技力量，开展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认真总结、凝练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特色优势，提供防治新冠肺炎“明升中国方案”的证据。

忙碌的科研工作之外，陈凯先还先后担任浦东新区和上海市app技术协会主席，带领着科技工作者共同推动上海的科技创新。在他看来，科协就是一个巨大的智库，应该围绕上海市委、市政府大的战略决策，组织上海的科技工作者建言献策，做好战略研究工作。

在陈凯先的带领下，上海市科协以做好人才举荐、表彰工作为契机，使更多的科技英才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截至2019年，上海市评出的“科技精英”中已有67人当选两院院士，成为推动上海市、全国乃至国际科技进步、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了两点，一是说明我们推动了上海科技人才的培养；二是说明科技英才评选的标准还是很准确的。”陈凯先自豪地说。

他告诫年轻科研工作者要厚植家国情怀，有责任、有担当，要诚实正直，耐得住寂寞。

几十年来，陈凯先的所有成绩都离不开“国家需要”的牵引。他始终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初心使命和努力方向，在实现人生价值中完成一次次突破。在被问及取得成就的原因时，他只用一句朴素的话总结：“也许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比较能吃苦吧。”

如今，陈凯先虽已年过7旬，但他为人民研制好药的脚步依然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