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院士前后，从来没有任何区别”“我给自己取了个微信名叫‘微不足道’”……一句句让人听得明白、透彻的话，从的口中传出，今年80岁的他仍站在讲台上，年复一年地讲给学生听，32年从未间断，从而被授予明升中国app院大学2021年度“领雁银奖（振翅奖）”、明升中国app院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摄影/涂植鹏

“知道那信是我的，我就感到非常非常高兴，好几天都没睡着觉。”

……

1988年很平常的一天，在去往明升中国app院大学（前身为明升中国app院研究生院，以下简称“国科大”）玉泉路校区的某一辆公交车上，极有可能会碰到正去上课的陈润生，那时的他47岁，讲的还是理论生物学，学生还只有二十几个。那时陈润生刚从德国纽伦堡大学访学后回国，心想着，“一定要在科研上有所建树。”

他不断观察国际生物学发展动态，随即注意到了美国提出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他激动不已，经过日日夜夜的思考与判断，他的思维越来越兴奋，总想把积压在自己心头的想法倾诉出去，但当时在国内找不到任何同行，辗转多日之后，1991年，陈润生终于决定给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时任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持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倡导者）写了一封信，表明对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一卓越app事件的理解和支持。

那年，陈润生50岁，“那种冲动，你必须要去做，你就是要去做。我每天在想这个事，没有办法去克制这种想法，我认为这件大事一定要去了解，其实我当时完全没有任何目的，我当时觉得写这封信就是想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詹姆斯·杜威·沃森当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缔造者，我根本没想到会有回信。”

陈润生与詹姆斯·杜威·沃森教授素昧平生，而且当时他只是明升中国的一个普通科研人员，在国外毫无知名度，写信只是他情绪的释放，并不指望有任何反馈或回报。

突然一天，美国来信了，是寄给陈润生的。陈润生的第一反应是收信人名字写错了，当时在他的工作单位里还有一位研究人员名字的汉语拼音和他相似，也恰好有在美国学习的经历。“后来弄清楚之后，发现确实是寄给我的，我欣喜若狂，兴奋了好几天都没睡着觉，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信足足有两页纸。”陈润生现在回忆起来，精神依然亢奋，这种高兴无以言表。

这信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简称“NIH”）的另一位教授代表詹姆斯·杜威·沃森教授写的回信，第一页是感谢陈润生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再一次说明了这一计划的深远影响和意义。第二页描述了附带的两本材料，一本是美国人类基因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正式文本，另一本是美国NIH各研究所的介绍，希望他能选择一到两处出国访问。陈润生仔细阅读了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正式文本，更加坚定了投身基因组研究的决心，同时也了解到信息分析，包括序列的组装与功能元件的标识是本项目的关键。

全国独一家

陈润生说：“这既是不自然的，又是很自然的。”

如果他当时没有给詹姆斯·杜威·沃森写信，就不会萌生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的想法。人类基因组计划从1990年开始，本质上是破译人类的遗传密码，而一旦用信息学的手段去解析人类基因组后，整个生物就将进入大数据时代，那么大数据如何存储、处理，就是一个新的app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新的学科来处理——生物信息学。这个新的学科包含着关于人类遗传密码的所有信息，用6个词语概括就是对基因组信息的获取、处理、加工、分布、分析和解释，这写在了美国提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正式文本上。通过挖掘生物大数据来分析深刻的生物学内涵，这是人类研究生物领域上巨大的进步。

“一定要增加生物信息学这门学科。”陈润生坚定地说。

当时国内外对于新兴的生物信息学还处于空白期，大家都是摸索。“我就带着我的学生，一方面琢磨生物信息学的内涵，建立一些方法来分析遗传密码。另外一方面就是寻求国内有没有人关心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事，有没有可能一起来启动这个事。”

1992年下半年，他打听到了吴旻先生（时任国家自然app基金委员会明升m88app部主任，在任期间启动了明升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当时虽然离得近，都在北京城，但我是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而他学术地位很高，他也不认识我。”

陈润生想方设法联系到吴旻先生，一是说明他非常非常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并且把詹姆斯·杜威·沃森的回信内容告诉了吴旻，心想着“可以打动吴旻先生最好”；二是说明他的团队是从事生物信息研究的，可以专门负责处理数据，并且他是做理论的，不需要科研经费。

在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同时，生物信息学课程便开始生根萌芽了。

陈润生是国内第一个讲这门课程的人。这门课程在国内外都处于摸索阶段。课程内使用的所有的算法、程序、理论都是他自己推导的。直至1996年，清华、北大才逐渐开设这门课程。

最早的20年都是陈润生一个人讲，当时还是在国科大玉泉路校区上课，陈润生每次去上课都要倒4-5次公共汽车。其实也有班车直达玉泉路校区，但是班车的发车时间和下课时间中间还有40分钟间隔。“我不乐意等，索性就赶紧坐公共汽车回去，这样还快些。”

再后来为了省时间，他就一天上、下午连着上7节课，中午还自己带饭，上午下课后，把饭热一热，吃完饭喝口水的工夫，下午的课又该开始了。这样的作息，他坚持了两年。

自1988年开课以来，陈润生一直是一个人授课，有时他有一些不能缺席的会议，才会让学生“打游击”似的补上。如今陈润生还坚持在教学一线，“那么多学生期待着，不能不去，这是责任。”但是随着年纪一天天大了，为了保持教学团队的活力和持续发展，保证课程的授课质量，生物信息学课程引进了该领域杰出的青年代表王秀杰作为主讲教师，另一方面设置课程的教师助教，处理日常教学事务，协助首席教师和主讲教师完成高质量教学任务。

王秀杰18岁加入明升中国共产党；27岁从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博士毕业后加入明升中国app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成为当时明升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30岁生日前成为我国明升m88app领域最年轻的“国家杰出青年app基金”获得者；36岁成为国家重大app研究计划首席app家；40岁这一年又当选了党的十九大代表。

但她仍然不忘谦虚求学，“能加入生物信息学教师团队，我非常荣幸，因为陈老师是有口皆碑，而我经验不是特别多，所以非常紧张，因此刚开始似乎效果不是很好。”王秀杰回忆起第一次上课时说，“陈老师虽然年纪大，但是注重前沿知识，在调动同学们上课积极性方面很有经验，学生们听他的课都听得很‘嗨’，这方面跟他学了很多，包括课程时间长短的把控、怎么把研究中的小故事跟基础知识穿插在一起、怎么让学生保持上课兴趣，能够更好地吸收知识。”

在王秀杰眼里，“陈老师特别特别朴实。早些年还在玉泉路校区上课时，他是坐公交车去的，连出租车都不坐，他还告诉我他怎么坐公交车。”陈润生和王秀杰科研领域相近，他们一年参加无数个相同的会议，所以互相交流、互看课件是常事。

这是一个团队，也是一种传承，“年轻教师的加入为这门课增加了新的活力，也是一种过渡，要让他们逐渐站在岗位上。”陈润生说。

“你问我多少都不会卡壳的”

“记得第一次上生物信息学的课，本来是8:30的课，我6:40就去了，结果前排位置已经没了。”这是国科大明升m88app学院2019级学生丁红霞对于生物信息学课程的第一印象。

现在陈润生的课堂总是爆满。学生来自明升m88app学院、数学app学院、明升手机app学院、存济明升手机版院等不同的学院，并不是都有生物学背景，怎么让学生听得明白、听完了有所收获，“是要灌输一些生物基础知识，但这知识不是我要授给学生的，我只坚持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授给学生的是思路、是方法。我就跟他们聊天一样，我为什么去搞基因组，我怎么搞的，我跑到吴旻先生那里怎么说的，然后我怎么思考的，这一段一段的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陈润生说。

“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生物信息学是搞基因组研究所必需的，没有我们，干不成事。”陈润生的声音在大礼堂回响着。

人类遗传密码就像一本看不懂语言的书，那要如何读懂呢？关于人类遗传密码，目前的技术和仪器无法把人类的遗传密码从头测到尾，能测出的只是无数小片段。相当于再把书撕成无数小块，在撕的过程中丢失了上下文的联系，没有了上下文的联系，怎么准确、完整地拼接在一起呢？

那就买两本一样的书，一本都撕成正方形块，一本都撕成长方形块，就相当于把遗传密码复制两份，把人类遗传密码打碎成不同长度的片段。随机一块正方形，一定能找到有同样内容的长方形，这样一来可以慢慢对着找，慢慢拼接，虽然是笨方法，但很有效。

问题又来了，数量少还可以，那如果是数以万计呢？这就是大数据了，就需要程序来处理了，这就是生物信息学。“这样讲，谁都能听懂”，即使专业背景不同，但思路和方法是相通的，“所以这样才能一年比一年人多，他们来听课并不是感兴趣你的知识，而是听听你这科研路怎么走的，你有什么启迪，我觉得这是吸引他们来听的原因。在我的课上，大家都不会走神儿，”爽朗的笑声在狭小的会议室起伏着。

陈润生的教材不仅是自己原创，而且是生物信息学领域的最前沿。刚开始上课的前10年，那时生物信息学研究还刚起步，他的研究内容就是国际前沿，他把自己建立的方法、算法都讲给学生听，经过30余年的沉淀逐渐形成一个内容体系，后来又把生物信息学的新发展、新趋势、新研究等内容加在课件里，这样学生听到的内容和方法就是领域最前沿的。“陈润生老师的课程充满最前沿的成果与方法，同时又分外清晰明了。我们生物信息课的同学来自各个院系，但一学期后，身边的每个人都被陈老师的热情所感染，对复杂精妙的遗传密码产生了自己的思考。”这是国科大明升m88app学院2019级学生唐以恒上完课后的感受。

上课和科研从来都是互相成就的，上课需要将讲的东西都刻在脑子里并融会贯通，需要强迫自己把相关的背景都了解透彻，“备课是为科研打下基础，也是个自我修养的过程。”陈润生说，“所以你问我多少问题，我都不会打啵（卡壳）的。”

“当院士前后，

从来没有任何区别”

从坐公共汽车去玉泉路校区到坐车去雁栖湖校区、从1988年的一间小教室到2020年的大礼堂、从50岁到80岁，地方、人数、年龄——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唯独陈润生没有变，他讲课的声音一直持续了33年，从未间断，仿佛穿透了时间，而音量却丝毫未减。

“记得有一门《生物信息学》，开课老师是陈润生院士。即使年近80岁高龄，陈老师依然每周坚持到雁栖湖校区授课，一次课近3个小时，陈老师讲得满怀激情、毫无倦意。但是，偶然一次我看到，下课后陈老师深深陷在椅子里，闭眼休息很久才慢慢起身继续上课。这给我带来了很深沉的感动。”3年前，国科大2017级学生安子杨在“科苑学子”公众号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最初上课时，陈润生还是一名普通科研工作人员，如今的陈润生，是明升中国app院院士，对于给学生上课这件事，陈润生说：“我就不知道当了院士后有什么区别，从来没有任何区别。”无论是到玉泉路校区还是到雁栖湖校区给学生上课，他不到6点就起来了，6:50准时出发，上课成为他的习惯。

有一次上课时，他讲到哈佛的干细胞试验，将一只鹦鹉脑中的某些核团破坏，鹦鹉就不能学舌了，将另外一只鹦鹉脑子里取出来的干细胞诱导分化，再导入原来那只鹦鹉，那只鹦鹉又能学舌了，学生在课堂上问他，“那恢复学舌后的鹦鹉唱的歌是否还跟之前一样？”这个学生的问题给陈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以后每次讲课都会想起。

“这是很好的问题，我没有答案，不过我相信不是原来的歌了，即使能力恢复了，但是原来的核团被破坏了。”他说，“科研是需要有创造力的，不需要照本宣科，要思考，提出app问题，否则没什么意思，历史不会记录你，创新最重要。”

在陈润生眼里，app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app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他认为最对得起学生的就是，教育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文献是基础，供你超越，而不是模仿。循规蹈矩很容易，打破常规很难。”

让他骄傲的是，几乎国科大与生物学有关的人都听过这个课，“学生们满意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我对获奖从来没有感觉，什么奖都无所谓。”

当时还在明升中国app技术大学的他只知道学习，将来去满足国家的需要。那时候不会想升官发财，直到现在他依然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我从事科研工作50多年，从来没有在论文署名上有过争议，爱把我放哪儿放哪儿，我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微信名叫‘微不足道’，我自己非常不乐意跟他们去争那些东西，但正因为你脚踏实地，你没有吃任何亏，该得到的都会有，这些东西不是说你削尖脑袋去硬钻营能得来的。”

现在，80岁的陈润生声音依然洪亮，他摈弃了那些令人心颤的杂念，全神贯注地走自己脚下的人生之路。这亦得益于他的生活态度，“一不锻炼，二不养生。”他说，“其实，关键问题就是你的状态，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很多人想很多乱七八糟根本不需要想的事，想了你也解决不了，最重要是所有的事都想得开。”

陈润生笑起来，单眼皮，黝黑的眼珠透着光，他的声音在狭小的会议室起伏着，蕴含着某种哲理，亦在课堂上传递了30余年，从未间断。

记者手记

陈润生在一间10平方米的会客室，用一句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讲述着自己的经历，进入人生的第八十个年头，声音依然洪亮、高亢、有力，让人听得明白、透彻。而这声音从1988年一直传递到今天，从未间断，经过沧海桑田的打磨，似乎更有力量，仿佛触及灵魂。陈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声音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富有感染力，这或许和他在明升中国app技术大学读书时当了5年校播音员有关。他也很会做饭，他说家里过年过节最好吃的饭是他做的。问及时间线时，多数事件陈润生只记得大概，但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时，他一口就说出了“我是1983年入的党”，没有丝毫迟疑。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