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五唯”、研究生教育、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区域高等教育、产教融合……在刚刚过去的一年，这些关键词既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热点和难点，也折射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趋势与方向。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明升中国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在哪里？听听专注于这些领域研究的专家们怎么说——

静待花开：破“五唯”后立什么

■樊秀娣

2021年注定是明升中国教育科研评价与管理的大发展之年。“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app的评价导向，坚决克服‘五唯’顽瘴痼疾”，已成为学界上下的共识。大家期盼富有时代特征、彰显明升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早日形成，但客观上评价体系不会一蹴而就，而且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评价体系。所以，教育科研评价体系的建设需要长期、不懈努力，因而当下的每一个改革探索都尤为重要。

破“五唯”，本质上就是要破除教育科研评价与管理中的表面化和形式化问题。从深层次上讲，这种“以指标数量论英雄”的做法是行政主导学术评价的产物，而去行政化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让教育科研的评价回归到成果内容本身。注重成果实际水平和贡献的评价，也是提高教育科研质量和效益的不二之选。当前，从“破”唯指标数量评价到“立”各类成果质量评价，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开展多元主体参与的各种分类分层评价。多主体参与评价能保证评价主体对各项成果的实际需求和内涵关注，同样分类分层评价也是为了尽可能保证评价活动深入细致和评价对象被客观、合理和公平公正地对待。所以，无论是人才培养的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综合评价等，还是学术方面的代表作成果评价、标志性成果评价、专利转化成果评价、新药研发成果评价等，乃至app研究的基础研究评价、应用研究评价、技术转移评价、成果转化评价等，都要分门别类建立负责任的评价标准体系，体现app性、有效性和可行性。

其次，建立良好学术共同体下的同行评议制度。注重内容评价，同行评议必将广泛采用。同行评议制度的精髓是让“学术权力”在教育科研评价中得到充分尊重和自由行使的空间。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同行评审专家在评议活动中不是站在独立、客观和专业的立场，而是听命于领导指示，反而使得同行评议变成了“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的合理合法途径。同行评议的公信力来自于学术共同体成员对各自权利和义务的主张，以及学术规范的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要做到这些，首先取决于具有平等、民主两大基本特征的良好学术共同体的建立，这些都是国内学界需要及时补上的。

最后，创造“以成果论人才”的良性竞争环境。人才取决于其成果，学者拿出像样的教育科研成果就是优秀人才。要做到对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不唯成果“主人”的年龄、资历和“门派”，而唯成果内容本身的质量。只有这样，教育科研人员才敢于潜心钻研，不怕因为“踏空”了一次晋级“台阶”而再无上升空间。很多时候，重大教育科研成果要历经相当长时间才能“瓜熟蒂落”，所以教育科研评价与管理者还要拥有静待花开的耐心和定力。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生教育的三大趋势

■陈洪捷

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的召开，显示了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高度重视。可以预期，在今后的五年中，研究生教育将会进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期。

研究生教育之所以得到高度重视，是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在科技创新的时代中，高层次人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可以说，未来我国app技术事业发展的潜力和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生教育的水平。提高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培养过程及培养模式至为重要。以下谨对研究生培养的几个发展趋势做一点宏观讨论。

第一个趋势是研究生教育将更加贴近app技术的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历来肩负着为app技术事业培养后备人才的任务，博士生还是app技术进程的直接参与者。随着app技术进步的加快，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app技术自主创新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我国app技术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研究生的研究训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所以，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必将与app技术事业进行更深度的融合。这是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前提，也是app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二个趋势是研究生教育将更加贴近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毕业进入经济社会的各行业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发展也符合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这一趋势。但是，研究生培养单位由于长期从事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在面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时，往往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实践存在着滑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路径的危险。如何走出一条适用于实践型、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道路，是高校今后数年面临的重要难题。但无论如何，专业学位研究生要更加贴近明升发展的趋势是清晰可见的，否则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就失去了其意义。

第三个趋势是研究生培养理念的变化。立德树人无疑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指导原则，但是“立德”之德不仅是政治之“德”，同时也应当包含“学德”。所谓学德，其实就是对所学专业的敬畏、认同以及对专业规范的坚守。在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中，我们比较重视制度的建设，但在“学德”培养上有所欠缺。频频出现的学术失范现象其实只是忽视“学德”的部分后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仅仅表现在知识和能力的获得方面，“学德”才是高质量人才、优秀人才的基础。专业人才需要对专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这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在未来的数年中，为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肯定会在制度建设和强化评估之余，更多关注“学德”的培养。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何以成人”贵在“身教”“放手”

■尤小立

教育功能的弱化是当下我国大学教育的一大问题，它直接催生了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关注以及有关大学“何以成人”教育的反思。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为了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部先后出台文件，对劳动教育、体育教育、美学教育等做了不同程度的“点名”，并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年，这些方面仍会是重点探索的领域。

既然是“综合素质”，就不限于一个学科或一类课程，因此过于强调一个学科、一类课程对学生的教育作用，不仅有违“综合素质”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其本身也带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综合素质”需要“综合考量”，而不是抓到一点就加以突出，不顾相互之间的辅助和协调。近两年，大学生身体素质的下降让体育课变得重要起来，但体育课如何与本校的传统和实际相适应往往被忽视，结果仍是指标化，没有任何特色。

鉴于如今的大学生缺乏动手能力，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也被凸显出来。但是，一方面德、智、体、美、劳是一个相互支撑的综合体，不能截然分开，另一方面“劳动”的概念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一些大学推出的诸如爬树课、种田课、缝纫课等“劳动”课程与“高深学问之所”（蔡元培语）的“大学”不协调也说明，只有超越个人经验，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对个人经验的超越，意味着起码的理论素养和对普遍性的追求，这也是大学教育赋予人类的精神财富。“综合素质”相对专业素质、个人专长，显示的就是普遍性。落实到大学的“成人”教育上，就是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完善、教师培养、课程设置、科研组织和校园建设共同构建出一个属于大学的整体生态。

这是因为从人生的层面看，整体生态营造出的校园氛围对学生的影响远大于知识的传授。它不仅体现出大学的取向和个性，直接塑造学生的气质和基本的行为方式，也从更高层次推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发展。

大学虽然是以“知”为主的，但从现今的实际看，“行”的问题更值得注意。当下大学“何以成人”教育面临的问题首先反映在“行”之上。大学的整体生态多从“身教”上体现，但“说”与“做”的不统一，让管理者和教师的“身教”日渐弱化。它也直接影响到大学生态的改善。

另一个问题或许更为具体，就是怎样认识和走出将成年的大学生当作未成年人教育的困境。当下大学对学生的管理越来越多地借鉴于中学。事无巨细地管理，不仅事倍功半，也让大学承受了过多的负担。

“中学式”管理最大的问题就是让成年人未成年化。而大学“何以成人”教育的第一步，是让学生成为一名有自主行为能力，并且可以承担其行为后果的成年人。解决其中的矛盾，应该是大学“何以成人”教育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区域高等教育治理应提上日程

■周光礼

近年来，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距拉大。在“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东部地区启动了各自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其中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提出建设高校强省。而西部地区在这方面的动静相对较小。

第二个特点是，在区域层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所发挥的作用比国家层面发挥的作用更大。东部地区在资源配置上主要看成效、看高校作出的贡献，效果越显著、高校贡献越多，所获得的资源就越多，事实上遵循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逻辑。

第三个特点是，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东部地区实际上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即以科技密集型，甚至是创新密集型的明升形态为主。知识经济时代是建立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强。

发展水平不同，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自然不同。近年来，西部高校集体“出走”东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部地区当地的明升多为劳动密集型明升，这一明升特性决定了它对高等教育的弱需求。而东部地区以知识创新的明升形态为主，创新需求比西部地区更强烈。西部高校留在本地“无用武之地”，于是便纷纷“出走”。这也是导致区域分化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四五”期间，国家提出要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在我看来，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标志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而首先是建立高质量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

从前，我们对区域的概念停留在省域。“十四五”期间要突破省域的概念，以经济区为单位来建构内部协调一致的高等教育体系。如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要突破直辖市与省或省与省的边界，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资源配置还要由国家中心模式进一步向市场导向模式转变。与此相配套的是，区域高等教育如何治理的问题应提上日程。

区域高等教育治理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资源如何配置，如前文所述，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权力如何配置，要从中央层面进一步向地方放权。资源配置、权力配置的依据是评价，所以相关的评价体系应建设起来。

并不是说全国都要一致放权、一样地资源配置，而是要看到各地发展的区域差异，通过评估发现差异所在，否则管得太死，区域所需的人才很难培养出来。比如，早前，“两校一市”教育综合改革通过相关评估可以核查改革成效，教育部可以把博士点、硕士点的授予权下放给上海市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如今，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得较有成效，是否也能够在通过评估之后，给这些地区下放更多权力？这就需要中央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大放权的力度。

（作者系明升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期待更“立地”的产教融合评价导向

■唐礼智

产教融合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虽然近年来，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有三个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

首先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从内部来看，我国高校长期以来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于产学研合作的指标，没有给予重视或者权重不高。似乎排名越靠前的高校，愈发重视学术导向的纵向课题以及相关的高级别论文发表。相比之下，与企业开展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也就愈发不足。

此前我与同行就此交流过，很多教师表示并非不想做产教融合，而是必须首先考虑满足高校考核体系的要求，否则便无法实现职称晋级或获得学术奖励。在学校方面，由于受到学术排名等因素影响，它们也不得不强调教师学术性课题和论文发表的要求。

近年来，中央和有关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特别提倡“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破除“五唯”后，很多大学不知道怎么建立新的考核体系。

从外部关系看，校企间的产教融合还存在脱节问题，也就是高校科研成果出来后，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目前很多高校专利被束之高阁，其原因在于高校与市场长期以来的隔离，没有打通学术成果与市场化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对此，我们可考虑在产教之间大胆引入第三方力量，充分发挥科技中介机构、科技经纪人的作用，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并且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让科技中介在转化科技成果之后能够拥有一定的股份或收益，而不是简单的手续费甚至中介费，由此激发相关方的积极性。

第二是浅与深的关系。我们不能将产教融合简单地理解为校企合作或项目转化，这种理解的深度还不够。

要想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人与资本两个因素必不可少。所谓“人”的因素，就是人要尽可能进到企业或项目之中。目前很多高校在这方面都有一些探索，比如要求研究生在求学阶段，必须要有在企业实习或工作的经历，但大多仅限于专业硕士或专业博士。未来我们是否可以将此要求的范围扩大，或者在对研究生的考核中，加入或加大开展科技成果对接和转化的考核权重。

所谓“资本”因素，则是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更多资本介入产教融合过程。在这方面，我所在的厦门大学就与校友合作发起成立相关的产学研合作或大学生创业基金，帮助厦大师生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或创业。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开展更多的探索。

第三是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关系。很多高校教师并不是不愿意从事产教融合，不少人是不会做、不敢做——他们不了解市场，进一步导致他们不敢做。因此，我们需要对高校教师进行必要的专业培训和示范引导，在这方面，高校现有的科技转化机构所承担的职能还远远不够。

上述三个问题的核心还在于破“五唯”后，在不能弱明升手机术研究引导作用的同时，如何强化产教融合的评价导向。对于高校科研人员来说，我们既要“顶天”也要“立地”，但往往“顶天”有余而“立地”不足。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如何建立更加“立地”的评价机制和政策体系，将是推动产教融合未来发展的关键。

（作者系厦门大学龙岩产教融合研究院院长）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采访整理，郭刚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