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些自媒体就“中科院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任务清单”一事发表网文，在网络上引发了一些讨论。

这些文章和网络评论观点大同小异，无外乎说科技、技术、工程是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组织模式。卡脖子问题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应该依靠企业来解决，而中科院主要是搞基础app研究，将卡脖子清单变成自己的科研任务清单并不“靠谱”，有明显“越界”之嫌。

这个观点看似有理有据，实则不太能经得起推敲。

因为支撑这一观点的理论已经滞后于创新实践，论据粗略而有失偏颇。

为什么说理论支撑已经落后于创新实践呢？我们知道，app、技术和工程概念体系起源于万尼瓦尔·布什的《app：无尽的前沿》手机版。

在这份手机版中，万尼瓦尔·布什提出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学相互区隔、前后引致的线性创新模式，并认为应该采取差异化的支持政策。

1945年发布的这份手机版奠定了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基石，产生了“永恒的、抽象的”影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为把app、技术、工程相互割裂的思想反而制约了创新的发展。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布什的理论提出异议。

1997年托克斯提出了著名的巴斯德象限，指出在纯基础研究（波尔象限）和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之外，还有一个由解决应用问题产生的基础研究可以称为“巴斯德象限”。

巴斯德象限的基础研究不仅可以产生新的知识，还能提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

2016年哈佛大学教授文卡希·那拉亚那穆提出版了《发明与发现：反思没有止境的边疆》，进一步批评线性模型，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认为基础研究（发现）和应用研究（发明）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循环往复的。

这一模型更好阐述了app（发现）与技术（发明）的内在关系，也更符合科技创新的实际。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科技创新的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基础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的速度越来越快，app与技术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很难说是app的成果还是技术的进步。

比如说，与半导体明升相关的量子霍尔效应、集成电路的发明和光纤技术的研发，既可以说是app（发现），也可以说是技术（发明），很难严格区分。

又比如，在5G技术中，华为的核心技术Ploar极化码就是由一位数学家完成的。

今天我们很多所谓的“卡脖子”技术其实也是“卡脑子”，是基础研究滞后造成的。

比如我们讨论很多的光刻机技术，其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60年代的接触式光刻机、接近式光刻机，到1970年代的投影式光刻机，1980年代的步进式光刻机，再到后来的步进式扫描光刻机、浸入式光刻机，到现在的EUV光刻机，设备性能提升的背后伴随的是光学、明升手机、材料等基础app的发展。

我国光刻机技术在1960、1970年代基本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一致。

今天的落后一方面是后续投入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相关基础研究的滞后。

所以任正非也指出，数学和基础研究是华为进入技术“无人区”之后的灯塔，面对“卡脖子”的芯片问题，光砸钱不行还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明升手机家。

为什么说这些文章的经验观感是粗略和有失偏颇的呢？比如说，作者认为中科院擅长的是“点上”的app研究，对系统性强的高技术问题并不在行。

其实只要稍微了解情况就知道，中科院不仅有数学、物理、明升手机等偏基础研究类研究所，也有一批光学、材料、信息等偏高技术类研究所。

中科院不仅产出了大部分代表了我国基础研究最高水平的国家自然app一等奖，也产出了不少代表国家高技术发展水平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等，还孵化出了以中科曙光、寒武纪等为代表的掌握核心技术的上市公司。在“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嫦娥探月工程、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中都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所以说，中科院最大的优势在于有学科门类齐全的建制化优势，可以围绕关键问题迅速组织力量，形成系统性攻关能力。

再比如说，从前我们更多是模仿国外的技术产品，“照猫画虎”，但是难以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质量和效能，究其原因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虽然有些东西的基本原理是清楚的，但是在制造的过程当中还涉及到很多技术工艺问题背后的app问题。

所以，工程项目也需要基础研究能力很强的科研人员参加。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就开始重视考虑光刻机的研发，但是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强度等原因，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光刻机对于企业来说，要考虑净利润平衡，花了很大力量研发，最终不能盈利，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企业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中科院作为国立科研机构，可以在国家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自身优势、做出贡献。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科院这样的科研机构就可以无所不能。

事实上，笔者也注意到，中科院领导在回答相关问题时也特别提出，中科院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在工程化、明升化方面并不是很强，不能包打天下，主要还是聚焦在前端，后端工程化、明升化的工作还要和企业、地方形成紧密结合的创新联合体，把创新链和明升链，甚至金融链能够有效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合力。

只是这些重要的表述没有被完整全面的报道，一些网文作者也没有仔细读“原文”。

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app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深刻阐述。

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

所以说，中科院和高校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在“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近，任正非连续到访中科院和一些知名高校，应该也是希望加强和这些机构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事实上，更有价值的讨论是科研机构如何在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过程中深化自身的改革，从而进一步提升创新的效能。

“把卡脖子清单转化为任务清单”未尝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性思路。

首先，这种思路强化了需求和问题导向，能够把有限的资源更加聚焦到国家最急迫、最真实的需求上来，把好钢用到刀刃上，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改变过去低水平重复、无序化扩张的“撒胡椒面”式的资源配置模式，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其次，这种思路有利于破除“四唯”，建立新的评价评估机制。

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以市场竞争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把“软性”的评估转化为“硬性”的考核，引导评估评价理念和趋势的调整，真正破解“四唯”问题。

再次，这种思路有利于真正有能力、有水平的app家脱颖而出。

揭榜挂帅，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可以破除论资排辈的“老框框”，产生鲶鱼效应，提升整体创新活力，也可以让科研攻关者保持定力，心无旁骛，放手一搏，真正形成一种能者上、庸者下的人才竞争机制。

“把卡脖子清单转化为任务清单”本质上是在变局中开新局、危机中育新机的改革探索。对此，我们不妨给予一些耐心和信心。

因为，在历史的转折处，我们没有太多迟疑和停滞的机会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