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2020年是“双一流”建设第一个周期的收官之年，全社会对这项教育领域的“千亿工程”建设效果如何充满关切。在这个特殊时刻，很多人都在对“双一流”政策进行再审视。

首先，“双一流”政策最为核心的关切是顶尖app技术和顶尖人才培养。创新驱动已经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双一流”高校能否“出好人才”“出大成果”、解决国家发展的短板问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关注点。

当前，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劳动力正在从过剩走向短缺，未来的人口比较优势必须从规模走向素质和能力，尤其是顶尖人才培养的缺口需要“双一流”高校能够更好地承担责任。

我国仍有很多领域的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诸多核心技术仍然面临“卡脖子”的局面。而“双一流”高校对“卡脖子”技术的贡献仍然乏力。

“双一流”建设成效始终被一种关注排名、关注指标、关注数据的倾向所左右。在面上整体缺少核心科技贡献的前提下，不少“双一流”高校只能在一些显性的排名、指标和数据上下功夫，积极寻求维护“双一流”身份和地位的担保。

第二，“双一流”政策给我国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培育出了一种竞争性的文化。“双一流”政策确实改变了过去“211”“985”政策固化的弊端，动态调整的“紧箍咒”时刻制衡着高校的发展。

动态监测和动态管理让重点建设高校更少地关注身份优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如何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上。很多省份都在过去五年中加大了对“双一流”建设的投入，“双一流”政策成为撬动地方和区域发展竞争的重要政策。

很多省份的“板凳”高校也铆足了劲儿发展，力争在2020这个“双一流”建设的大考之年通过动态调整打个“翻身仗”。

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主管部门也通过“双一流”建设的绩效奖励来调动高校的积极性。当然，这种绩效奖励额度的吸引力和驱动力仍然有待提高。

不少高校期待，在下一轮的建设中，建设绩效所能带来的不仅仅是小规模的增量绩效奖励，还能够对拨款基数的调整产生影响，其激励效应将会更加明显。

第三，“双一流”政策重在撬动头部高校对全球顶尖学者的吸引力。在全球高等教育财政日趋紧张的前提下，“双一流”政策跟我国的各项人才政策相配合，形成了比较显著的资源投入优势，持续形成全球顶尖科技人才的“净流入”。

党的十九大将人才工作上升到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高度，“双一流”人才竞争逐步突破了“双一流”高校之间互挖的零和博弈状态。更多的“双一流”高校将目光放到国际上，致力于吸纳更多的国际顶尖人才。但是，对全球顶尖学者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待遇，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和环境。

只有“双一流”高校不断通过改革，构建能够留住国际顶尖人才并最大程度发挥人才学术水平和能力的良好制度和环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全球顶尖人才竞争中获得显著的优势。从这个角度讲，改革比建设本身更加重要，只有好的改革才能更好地释放建设的活力。

第四，“双一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塑造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比较优势。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之列。只有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才能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使明升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我们需要高等教育对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做出新的贡献，同时更加需要头部高校在高级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着眼长远，人口数量和劳动力规模方面的比较优势重要性下降，我国必须在国际竞争中获得高级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比较优势。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力争有效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因此也需要“双一流”高校植根本土、面向全球，培养一大批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理性、积极行动的本土人才，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组织中展现出更强的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说，当前“双一流”高校更加重视app研究，而对人才培养有所忽视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高校最终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力。

学术界都在普遍关注“双一流”高校在大考之年能够提交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同时也非常关注“双一流”建设的体制机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改革。

高等教育是明升中国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奠基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其中承担着更加特殊的使命，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事关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将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根本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