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自然旗下期刊《app手机版》编辑部声明撤下江苏大学教授戴美凤的一篇论文，理由是该文大量抄袭匈牙利的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之后，江苏大学承认抄袭行为属实。同月，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期刊《多媒体工具与应用》宣布撤稿30 余篇，其中大部分论文作者是国内作者，涉及数十家明升中国高校及公司，伪造同行评议几乎是所有被撤稿件的共同原因。如此重大学术丑闻，在国内学界似乎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可能是因为更严重的类似问题也时有曝光，大家已见怪不怪了。

SCI论文造假主要包括伪造作者身份、伪造评审专家、伪造图片、伪造数据、购买、他人代写、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客观上，SCI论文造假现象国内外均有，但其对国内学术组织的侵入程度尤为严重，学界和其他相关人士均心知肚明。近年来，国家对包括SCI论文造假在内的学术不端行为三令五申“零容忍”，也出台了多项专门的政策条文，但效果似乎不太明显。这固然有学者道德行为失范和法律意识缺失等原因，但SCI论文“怪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所谓的SCI论文“怪象”，是指在国内某些教育科研机构中，SCI论文成为了既游离于教育科研人员本职工作，又关乎相关人员职业生涯乃至一生荣耀的“命脉”。在不少教育科研人员的心目中，SCI论文就是无需关注实际用处却又不可或缺的“摆设”。于是乎，教育科研人员撰写的SCI论文内容可以与其当下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无关，只要能发表SCI论文，怎么可行就怎么来。为写作SCI论文而写作、为发表SCI论文而发表已成为当下许多人最实际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SCI论文“怪象”下，SCI论文造假的收益和风险相差十分悬殊。

SCI论文造假能获得的收益很高。长时间以来，凭借SCI论文，学者在“帽子人才”评选、职称评定、科研评奖、人才引进、课题结题、绩效考核等方面尽得便利，学术单位也能在学科评估、学校排名、资源配置等方面占尽优势。本文开头的教授为发表SCI论文竟然抄袭本科生论文，还有被撤的30余篇SCI论文大多数标有获得各级各类项目资助情况，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SCI论文造假背后的巨大利益需求。

SCI论文造假要承受的风险很低。一方面，这种行为被国内同行发现的可能性极低，其风险远小于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的造假论文。至今被揭发的SCI造假论文，几乎都是国外被抄袭作者本人、科研打假网站以及一些对论文内容真实性感兴趣的“好事者”所为，国内学术同行很少有人会因为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去研读SCI论文。这也再次说明了SCI论文“怪象”的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国家虽然强调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但“雷声大雨点小”。一般而言，学者因为SCI论文造假事发而受到的处罚要远小于其得到的利益。这是因为学者的人事行政关系在各自单位，学者造假的收益往往和学术团体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而且一般都会带上单位领导。因此，指望单位对造假者做出严厉惩罚缺乏可行性。从现有几起SCI论文造假案件的处理结果看，惩罚力度仅是“蜻蜓点水”而已。

造成SCI论文“怪象”和SCI论文造假“暴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评价与管理中的行政化问题。目前SCI评价体系是全球唯一能对所有学科论文给出定量数据的评价工具，尽管这些数据并不直接反映论文的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相关组织的业绩成果也非仅限于SCI论文，但这些简捷、清晰的定量数据恰恰能为行政管理提供“抓手”。而且，很多时候“数字”即政绩，这就造成了SCI论文数量及相关指标数据通吃了其他教育科研成果、SCI论文实际质量却少有人问津的荒唐局面。

在这样的“怪象”下，没有SCI论文的学者（文科类单位除外），即使在专业领域表现出色，也难保学术地位，更别提发展空间了。相反，敢于造假的胆大妄为者，却能坐等获利。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严重拉低了我国教育科研的质量和效益。

要破除SCI论文“怪象”，并从根本上遏制SCI论文造假问题，关键是要让学术权力在学术评价与管理中发挥作用。

首先，要把对教育科研人员的业绩考评与其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教育科研人员的工作态度和精力投入，学术组织成员最清楚，其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学术同行评议也最为客观和准确，要坚决避免靠点SCI论文篇数来评价学者教育科研业绩的做法。

其次，创造相对宽松、平等的教育科研环境。app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所有劳动成果无论结果满意与否都值得尊重。app研究的动力出自科研人员的兴趣和信仰，为此，要把科研业绩与学者名利脱离开来、与领导政绩脱离开来，鼓励科研人员沉下心来，最终斩获重大科研成果。

最后，严惩SCI论文造假现象，先要追究相关领导的管理失职责任。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学术组织内部出现SCI论文造假问题，很可能是组织内部存在SCI论文“怪象”。这说明学术组织领导在建设app而有序的学术评价与管理制度方法上存在缺陷，需要及时纠正和改进，藉此来消除SCI论文造假得以生存甚至蔓延的“土壤”。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