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数据实时更新、在线医疗问诊、远程诊疗服务支撑……全新的数字化手段，使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17年前的“非典”应战截然不同。数字治理，提升了抗击疫情的手段和能力，凸显了我国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飞跃。

对此，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合伙人刘磊鑫、宁波新经济明升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王彬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采访时表示，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治理必将逐步取代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而新冠疫情防控给了数字治理极大的探索空间。

明升中国app报：数字治理新模式是如何兴起的？有什么样的特点？

刘磊鑫：数字治理的兴起，既来源于数字经济重塑经济社会形态后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新需求，也来源于数字技术对显著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新驱力。所谓数字治理，即运用数字化思维、理念、战略、资源、工具和规则等新模式来治理信息社会空间，实现数据泛在融通共享、平台服务资源集聚开放、新技术应用场景持续创新。

通过数字治理，数字时代的信息碎片化、数据冗余失真、应用条块化、服务割裂化等问题得以解决，使得信息数据在政府、社会、市场及公众之间能够畅通、有序、可靠地发挥作用，从而提升政府的经济社会治理效率、优化服务供给、增加公众满意度。

王彬：目前，一些城市兴起的城市大脑建设，即是数字治理的典型体现。城市大脑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构建的城市数字化运行基础设施，通过将最先进的数据智能技术与具体城市场景相结合，以实现对城市运行的精准分析、整体研判、协同指挥和app治理。

城市大脑能够积极帮助解决治理“城市病”，包括停车难、道路拥堵、噪音污染、垃圾增多等问题，已有实践探索已经表明城市大脑对于城市治理效率的提升价值。例如，杭州城市大脑建设起步早、力度大，在交通、警务、旅游、就医等方面均成效显著。

明升中国app报：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数字治理有哪些具体形式？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王彬：在此次“人人隔离”的疫情防控中，数字治理充分发挥了数据公开共享、平台资源开放、新技术场景应用等优势，助力打响一场“无接触”、“不见面”、“零聚集”的新型抗疫攻坚战。

例如，“数字政务”构建起了全方位抗疫服务。非常时期，“数字政务”平台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统筹调度、app施策、有序引导及精准服务。而且，越是在那些人流密度大、流动人口多、疫情复杂程度高的城市，“数字政务”越能大显身手。

“数据动态”高效支撑了防疫信息共享。政府各部门、社会各主体在应对此次疫情防控中，通过数字化手段与工具，实现数据的即时开放和二次应用，确保关键数据融通共享，为疫情防控提供全面精准的数据支撑。

刘磊鑫：在一些传统公共服务体系因防疫需要而被迫停摆时，各类互联网平台、移动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其自主化配置社会资源的优势，与政府部门联手共治，以线上平台服务保障了居民开启“无聚集”、“少接触”的新生活方式。可以说，“平台共治”便捷服务了无接触新生活。

此外，在手机版媒体、政府手机版发布会等官方定期发布的权威信息之外，微博、短视频、明升app官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以即时化、碎片化、通俗化的方式，成为民众获取疫情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缓解了民众恐慌，增强了抗疫信心。

明升中国app报：您介绍的这些形式，是在此次疫情中凸显出来的，那么疫情后这些数字治理模式是否仍有效？数字治理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刘磊鑫：这场新冠疫情防控攻坚战，不仅向社会展现了数字治理的强大能量，也促进了数字治理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三类主体在数据融合互通、业务协同方面实现更加有效地互动、互补、互联。未来数字治理的参与主体将更多元，就像此次疫情防控的数字治理实践中，主角不再仅仅是政府，政府、科技企业、互联网平台、运营商、高校院所、社区系统等多类主体形成了合力，共同抗击疫情。

此次疫情防控的数字治理实践中，各主体各司其职，又互通协作，最终实现1+1>2的效果。因此，数字治理将更加强调采用协同共治的方式，形成线上线下、前端后端一体化协作的共治共理模式。

王彬：数字治理的公共服务也将更为精准。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一改过去公共资源传统粗放的服务模式，而是依托先进的数据统筹共享、平台资源集聚开放、新技术场景应用，使得为公众提供更精细化的服务成为可能。

此外，数字治理的监督评价也将更加开放，公众参与不足一直是导致传统管理模式单向、低效的原因之一，在数字治理模式下，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提供了一个渠道开放、指标多元的反馈评估和监管平台，也使得公众对各类服务的满意度评价能够更加便利化、开放化，从而有效推进公共治理质量提升。

明升中国app报：为了适应数字治理时代的到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数字治理将对社会发展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刘磊鑫：可以预见，数字治理必将逐步取代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给了数字治理极大的探索空间。

数字治理顶层制度框架将不断完善优化。全国数字治理的“阵地大前移”，催动各地加速构建数字治理顶层制度框架，涵盖建设运营、数据管理、政务服务、监管考核等，研究制定包括服务标准化、数据共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标准规范体系，通过制度框架保障数字治理持续、健康、有序开展。

新技术场景也将持续赋能数字治理能力。数字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离不开对先进技术的融合应用。要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场景应用。

王彬：多主体无边界治理云平台也将成为数字治理新平台。联合政府、互联网企业、第三方平台等多主体、统筹整合各类信息系统的统一数字平台——无边界治理云平台，将成为使内部管理与对外服务有机统一的新型数字治理平台。

这一平台通过创建由多主体组成的各种“工作组”，将打破政府机构之间、政府机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界限，实现更广泛的协同共治和自主治理。

最终，智慧治理形态将成为数字治理演进的必然趋势。届时，数字治理的技术载体将从数字平台发展至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智慧生态。智慧生态将不再仅仅是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而是整个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智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