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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桂运安 来源:明升中国app报 发布时间:2020/12/21 2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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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知音”的诗心慧眼

12月16日,《刘学锴文集》首发式在安徽师范大学举行。该文集共10卷、22册、1200余万字,系统整理、全面展示了被誉为“唐诗知音”的刘学铠在明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唐诗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对明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推进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这套文集的问世,在明升中国古典文学界引起轰动,程毅中、袁行霈、莫砺锋等一批古典文学大家均对此书给予高度的评价。“刘学锴先生是李商隐研究最有权威性的学者,对温庭筠的研究具有开山之功。”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

穿越千年的“心有灵犀”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作为晚唐最杰出的诗人,李商隐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作,让无数人陶醉沉吟。

这些被反复吟诵的诗句穿越了千年,将刘学锴与1000多年前的李商隐、温庭筠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盛年到白头。被誉为“唐诗知音”的刘学铠,就是与他们有着“心有灵犀”的古典文学大家之一。

刘学锴先生出生于1933年,浙江松阳人,早年就读、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3年调入安徽师范大学工作至今。他是海内外学界公认的李商隐研究权威、温庭筠研究专家,也是著名的唐诗鉴赏专家大家。近年来,刘学锴先生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安徽师范大学终身成就奖”等多项荣誉。

最新出版的《刘学锴文集》,分为《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李商隐诗选》《李商隐传论》《李商隐诗歌接受史》《温庭筠全集校注》《温庭筠传论诗词选》《唐诗选注评鉴》《古典文学名篇鉴赏及其他》等10卷,收录了刘学锴先生近70年研治明升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的主要成果。这次结集出版,87岁的刘学锴先生对全书又作了必要的修订。如第7卷《温庭筠全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重印),修改了原文近400处。

“犹如漫漫学术路上的一座高山,令人肃然起敬,仰之弥高。”对于《刘学锴文集》的发布,明升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原会长董乃斌表示。《文学遗产》原主编陶文鹏认为,他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在社会上都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文集的出版对于推动明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于普及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光彩夺目的唐诗,具有重大意义。刘学铠被认为是最懂李商隐、温庭筠的人。“不论谁再研究李商隐和温庭筠,都绕不开这些高水平的成果。”袁行霈说。

“笨功夫”做出真学问

“哪怕就是笨人,只要肯下笨功夫,持之以恒,肯定会有比较像样的成果。”刘学铠说。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就是凭借一点一滴的“笨功夫”,做出了真学问——有1200余万字的著述为证。

在唐代文学史上,李商隐是一个颇多疑问和争议的人物。袁行霈表示,刘学铠先生不畏艰难,对李商隐做了系统的研究,既包括其诗文的整理、笺注,又包括对其生平的考证评论以及其接受史的梳理,解开了许多长期纠缠着研究者的谜。他完成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传论》等系列论著,对于李商隐其人其诗有大量突破性或创新性的结论。比如,关于李商隐“开成五年江乡之游”的辨正和“梓幕期间归京”行程的考辨,他就给出了令学界普遍信服的结论,有益于深化对李商隐的认识。他和余恕诚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于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掀起“李商隐热”,并由此改写文学史,重估了李商隐在明升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地位。2005年退休后,他又用了10年左右时间完成《温庭筠全集校注》《温庭筠传论》《温庭筠诗词选》3部著作。

刘学锴先生还是著名的唐诗鉴赏大家,75岁时,“不能忍受闲暇无事的状态”的他开始撰写《唐诗选注评鉴》,历时4载,300万字,一笔一画在稿纸上写成。“在历来唐诗的众多选本中,刘教授的著作无疑是上乘之作。”明升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先生评价此书是“近30年最出色的大型唐诗选本。”明升中国宋代文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则认为,“他写的鉴赏文,是真正懂诗之人所写”。此后每次重印,他都会对已发现的疏失进行修改。2019年的新版也不例外,86岁的他又新增修订400余处。

“刘学铠先生做学问的方法,从文献资料的搜罗和考辨来说,是竭泽而渔、涓滴不遗,学风极为严谨;从义理辞章的论析鉴赏乃至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研究来说,则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挖掘和观照,思维缜密,逻辑周严。”董乃斌说。“刘先生具有一颗敏感敏锐的诗心,有一双善于发现各种诗的意象、意境、韵味、语言之美的慧眼,每一篇鉴赏文章都能发现并揭示出诗篇独具匠心的美妙、奇妙、神妙之处,作出中肯精到、细致入微的分析,并用精练、自然、生动、流畅、富于文采的语言表达出来,令人拍案叫绝。”陶文鹏表示。

淡泊醇厚的学术人生

“刘学铠先生曾谦虚地总结三条治学经验:第一条是,笨人用笨工夫,也可以做一些有用的工作。第二条是前人已经很丰富的研究,后人也可以做出成绩。第三条是自知才学有限,不如集中力量攻其一点。”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说,这些泽被后世的经验非常重要。

从“义山解人”,到“飞卿知己”,再到“唐诗知音”,刘学锴先生穷毕生之力,成一家之言,取得了学界公认的学术成就。对此,刘学锴先生在首发式上也分享了他的人生体验。

刘学锴先生认为,古籍整理既为研究者服务,又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密切结合,这两者结合也许是安徽师范大学这类大学的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式。安师大是历史悠久和人文传统深厚的大学,为他这样的普通教师提供良好的、不受任何干扰的学术环境,也使他更加懂得自知、知足、努力和坚持;做学术研究既不偷懒也不拼命,远超自己学养的课题,不要勉强自己去做。既要量力、量才而行,又不要眼高手低,为自己无所事事找借口。

刘学锴先生笑言,做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假如不是出身书香门第从小熟读文史经典,那就要尽量活得长久和健康,用明升m88的长度来弥补学术的厚度和密度;要平衡好工作与生活,做研究时集中精力,提高效率,坚持到底,工作之余照样听越剧、读小说,精神上尽量放松。

“写书的人都希望书的命长一点。”刘学锴先生诙谐地说:“但愿人长久,还是但愿书长久?最好是活着的人看见还在活着的书。所以,书的命要长,写书的人也要活的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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