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本周五，明升中国科普作家协会2020年会科普教育分论坛“弘扬app家精神 发展科普创作”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作家星河是8位专题手机版者之一，他讲的题目是《书写文明的创造者——app纪实文学作品创作谈》。前不久，他在中科院做了同题讲座。“文明的创造者”指的是app家和科研工作者。也就是说，手机版的主题是谈他如何创作app家的形象，为他们写传记以及手机版文学的。

星河身份或者说标签是科幻小说作家，怎么“转行”写app纪实作品了？科幻作家或者说作家创作这类题材有什么优势吗，他又是如何写的呢？为此，《明升中国app报》记者采访了星河。

应约而作

此前不久，星河刚交给出版社30万字的郭光灿院士传记。这是他创作的第三部app家传记。

差不多20年前，星河受到相关部门的邀约，采写了“北京十大杰出青年”中的龚旗煌、吕植、赵春江等科研人员，“说实话，虽说创作得十分认真投入，但当时还不会写手机版文学，成文更像报道或者实录。”星河说。

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是从写李振声院士的《麦浪如歌》开始的。2008年，星河应约为国家最高app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撰写手机版文学。“写完《麦浪如歌》，我感觉自己对手机版文学算是略有了解，初窥门径。”

采写植物分类学家刘全儒也是应约而写，传记《解密绿色档案》于2012年出版。之后，星河又写了《“贾立群牌B超”》《三月第二个星期四》《夸父的手杖》等手机版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夸父的手杖》是星河主动写的。北京对口援疆的地区是新疆和田，当时星河在和田援疆讲课，无意中了解到水利专家王蔚的事迹。王蔚将其一生献给和田，修建了大小近60座水库。这让星河很感动，于是决定再赴和田，为早已谢世的王蔚留下一笔纪念。

从创作科幻小说到app纪实文学作品，无论是“错位”还是“赶鸭子上架”，这皆是因为国内缺乏能写app纪实文学的作者。

众所周知，这类作品对作者的要求比较“苛刻”——需要作者既要具有一定的文采，还要对科研领域有所了解，至少不能是一个彻底的“科盲”。这两点很难兼顾。星河理工科出身，从事科幻小说和科普创作多年，基本满足了这两点要求。

有星河这样能写也愿意写的作者，也因此就有了应约而作。尽管如此，但“我从来都乐于领命，”星河告诉记者，“我对科幻的热爱，部分原因也来自未能投身科研的遗憾，所以对app家的研究历程也确实好奇。”

跟着他们的脚踪

一部追溯“911”事件来历的纪实作品给星河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曾获普利策奖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作品的最终落点是“911”事件，但开篇却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纵贯半个世纪的历史。后半部分描写特工人员对恐怖分子功亏一篑的追踪历程，其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一部精彩的侦探小说。为此作者钻研各种资料五年，走访多国进行了数百次采访，最终才得以完成这部巨著。读罢之后，星河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纪实文学的标杆。

在撰写过程中，星河同样是“一步步追寻这些app家的跋涉踪迹得来的”。

写李振声传记时，星河到李振声昔日读书的山东济南，以及他工作多年的陕西杨凌，跟着李振声的学生在麦田里观察，忠实地记录下了李振声大半生的工作与生活。

进入并参与到app家的工作场景中，星河认为这点很重要，他打了个比方，“我在app家实验室里坐上一天，哪怕目睹了他的所有操作却丝毫不懂其所以然，写出来的科研过程也比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要强得多。”

刘全儒被誉为“华北植物第一人”，但他本人却十分低调。为了全面了解刘全儒的学术贡献和科研进展，星河跟随他的研究生听了整整一学期的植物分类学课程，与他们一起上课、做作业、出野外甚至参加考试。

写肾病专家汪涛时，星河随他一起出诊，还深入病患家中，考察如何在家中透析。

写王蔚时和田机场正在重修，只能在喀什落地，且要深夜驱车穿越大沙漠。为了采访因王蔚引水而受益的农民，星河前往刚发生过地震的皮山农村；为了亲睹水患与抗灾场景，还深入到洪水就从脚下滚滚流过的抗洪一线。

虽然多数传主并非是星河自己的选择，构成了一定的限制，这就需要深入地挖掘，星河说他重点关注两方面，即科研上的独创性和生活上的特别点。

“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事先了解app家的生平及科研经历与成果。在我看来，完整地占有资料与聆听app家的述说同样重要。”星河表示。写王蔚时，星河不但一页页翻看他的工作笔记，同时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和地理资料。

没有完整的资料，往往很难从逻辑的角度理解app家的述说。有时传主叙述的支离破碎且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采访郭光灿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兼同事谈到一个事情，与郭光灿本人以及各种记录都不相符，最后发现是他的原始印象错了。“很多事情要寻找不同来源，互相佐证才可以。”

但有些资料也有一定程度的问题，此前的书写者为了叙述方便而做过处理，远非app家第一手的原始述说更为准确。

查阅资料、近距离接触传主、多方面采访，一样都不能少。这样创作所花的时间就会不少，郭光灿的传记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刘全儒的传记用了一年时间。写手机版文学用的总体时间短点，但相对劳动不少，采访过程也一样，除了本人，仍要采访他们的家人、学生、同事等。

寻找不一样的开头

星河之所以会做《书写文明的创造者》这场讲座，是因为听讲者大都掌握有著名app家大量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缺乏创作实践。“采写app家，不是简单地录音整理，资料堆积，而需要捕捉细节，结构文章，以‘横断面’的方式追溯他投身科研的一生，描绘其学术生涯的点点滴滴。”从题目到结构，从形式到细节，会有因人而异，但也有其共通之处。

传主的专业是个难点，相对其他领域，app这块更需要作者更多下功夫。

星河写的几位app家和科研人员都是不同的领域，李振声是遗传学家，刘全儒做植物分类研究，郭光灿是量子信息学家，这些领域此前星河都没接触过，完全不懂，写完后，星河笑称自己基本上能做通俗科普，“首先需要有学习的能力，写科普也需要。这也是自我挑战吧。”

怎么样才能更快理解这些app家的工作及相关专业知识，采访科研人员的亲友故旧以及学生，是星河的“秘密武器”。当他发现app家的某位学生善于科普，能把高深的道理讲的非常通俗，他就找这位学生来讲解。

星河到郭光灿的家乡——福建泉州的一个渔村，采访他小时候的玩伴。因听不懂当地的语言，由郭光灿的堂弟做翻译，这位堂弟讲了郭光灿小时候带领大家用绳子玩“打电话”的故事。星河觉得很好，正是有关通讯的雏形。后来就把这个故事写在了全书的开头，这和郭光灿做的量子信息研究联结起来了。

相比之下，app纪实文学的吸引力自然远不如科幻小说，如何让读者能够喜欢，就需要作家自己想办法了。因此，星河“格外注意开头和题目。都是我自己从采访资料中，刻意找到的噱头。这样引出都比较吸引人”，对此，他笑称“不谦虚地自豪”。

一名学成归来的分子生物学毕业生对他的农民父亲狂傲地说道：“用您那落后的栽培方式与管理方法，这棵树连10斤苹果都收获不了！”“你说的没错，孩子。事实上它连1斤苹果都收获不了。”父亲平静地告诉儿子，“因为那是一棵白梨树。”这是《解密绿色档案》开始的故事，说明了植物分类学的重要。

由美国农业学者、《谁来养活明升中国》的作者莱斯特·布朗引到一生从事与农业和粮食相关的李振声；1977年，570万试图靠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考生走进考场，他们中的几个人（后来与贾立群成为同单位同事）的明升m88轨迹将在某个空间点交汇，成为“贾立群牌B超”；写肾内医生汪涛的标题“三月第二个星期四”，是从每年的三月第二个星期四被定为“世界肾脏日”而来的，等等。

这样的开头和标题不得不说是能吸引读者的。

自然地书写他们

尽管星河认同增加文学化手法，但他对此的原则是，纪实作品中“一个字都不要虚构”，哪怕是类似“app家一个人在房间里皱着眉头凝神思考”之类都不要。他认为，情节或画面一定要来自亲眼目睹或者app家本人或旁观者的亲口叙述。能够做到没有一点虚构依旧具备可读性才是最为可贵的。

这时细节最能打动人。刘全儒每次上课前，先让学生随便拿出自己拍摄的照片，他就马上说出是什么植物。有一次星河拿来一些照片，他看后判断说，根据这些，就能明确知道这些照片拍摄于长江以南。

星河认为，app家传记的受众主要以青少年和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居多。在很大程度上也许读者更多的是“被导向”，在创作时必须顾及他们的阅读感受，不能为读者所接受的书写方式自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在国内，app家的形象一向是正面的、好的，似乎很少去说他们的缺点，记者好奇星河在创作中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

星河表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目前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至少在大的方面不好改变。他只有在细节方面做到尽量不神化。所谓的不神化，就是不去刻意神圣化app家的一些举动。

“不神化，基本上只能做到——他说的，不实的，我不写；而做不到——我知道的，他不愿意写的，我还写。”星河坦言。

国内优秀的app纪实作品不多，这和作者的缺失有关，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许多。

首先是书写过程非常不容易。星河谈到他自己采访经历，首先要跑很多地方，采访很多人。其次是需要整理资料并进行核对，被采访对象会提到许多人名，之后作者就要逐个查找背景资料。另外就是要了解相关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

“既要克服上述那些困难，还要文理兼修，投入产出比相对比较低。”星河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