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有媒体报道大学“清退逾期研究生”的消息，而这些消息是当作“严把研究生教育质量关”的“改革新举措”来报道的。但实际上，类似举措只是为了解决“遗留问题”，充其量算是“规范管理”，与真正创新式的改革并无关系。

逾期的研究生一般有两类情况：一是本人不准备读下去了，对于学业之事也早已不闻不问，却依然占用学籍；二是读了几年却依旧没读出来，不过仍有意愿读下去的。后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力不从心，另一种则是希望把毕业论文做得更扎实，总之都处在煎熬之中。现在各校清退的研究生主要是第一类，对于第二类，各大学多采取宽容态度。

据媒体报道，刚刚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薛其坤院士，博士阶段就读了七年，而欧美大学古典学专业的博士，读上十年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说，给研究生创造宽容、宽松的环境，更能体现大学的精神和风度。

客观地看，大学近些年也在改革，但改革不是大张旗鼓地开场之后就面临完结。这种“完成任务”式的行政习惯，不仅不能保证改革的延续，反而会让改革举措走向反面。

“学部制”就是一个实例。它是前些年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从欧美和日本的大学那里模仿而来，初衷是为了在学科大类上加以整合，学科与学科之间进一步沟通，并且通过学科交叉促进学科融合。然而，当下的明升中国大学并非一个行政与学者组成的社团或共同体，行政级别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学部”作为与院系平行的行政机构，并不能领导和指挥院系。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它既没有起到整合和沟通的作用，学科交叉、融合也无从谈起，反而让校内行政机构变得臃肿，叠床架屋。

应该看到，类似的行政部门或层级的不断设置既无益于管理，也不能促进学术的提升，倒是让许多与学术无关的事情变得多了起来，而学术也变得不再纯粹。那种“投入大于产出”的现象成为人人视若无睹的“正常现象”，浪费了国家的经费投入不说，也给善于钻营的投机者提供了表演的舞台。

大学改革要取得真正的成效，就需要面对当下的社会发展对于大学的挑战。这些挑战看上去是潜在、虚化的，需要认真体味才能感知，却在根本上影响着大学的走向。关注这些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确立“问题意识”，才能够把握和掌控大学的未来。

师生关系的变化就是其中之一。当下，大学许多问题的出现都可以从师生关系的变化中找到原因。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原本就是单纯的师徒关系，所以会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因而“师（父）”有“师（父）”的道德和义务，“徒（生）”有“徒（生）”的本分。但现在，“师（父）”的身份复杂化为“老板”“总裁”，“徒（生）”的角色加上了“员工”“助理”，原有的道德和义务必然发生变化。

而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会使教师变成了“知识服务员”。由“师（父）”转换成“知识服务员”，不仅是角色转换，更重要的是原有的“教育”资格在无形中被淡化、消解。

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重大问题——大学教育功能的弱化。这当然有社会的原因，但大学管理层因为未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有意或无意地推波助澜。从近20年的情况看，课堂教学的变化轻易地被“技术至上”和形式主义所左右。

以“技术至上”为原则的“智慧教室”，直接增加了对于学生进行心理侦测的功能。这是不懂教育的技术人员设计出的教学软件，也是违背教育初衷的一个极端例证。从根本上说，它涉及一个技术化时代，人的地位和生活世界的构成问题。

教学的娱乐化也是教育功能弱化的表现。因为按照现有的判定教学质量高下的机制，扮丑、搞怪和以庸俗为博学是可以得到学生高评分的，这等于是在变相地鼓励教学的娱乐化。

大学与培训机构的不同就在于，它不纯粹以知识、技术为目标和以应试为目的。但随着网上教学便捷性的日渐体现，新的“泛教育论”也冲击着作为机构的大学。这应该是大学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很少有人认真思考网上教学与大学课堂教学的区别。相反，所谓替代论（即以社会上的培训机构、网上公开课来替代大学的课堂教学）正在悄然出现，而与之相关的“无围墙的大学”已经事出有年，它似乎比有空间局限的实体大学更令人着迷，更让人充满遐想。

当此际，对大学而言，最需要的是拨开遐想和憧憬的迷雾发现问题。如“泛教育论”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怎样去应对？作为机构的大学将以何种方式体现其超越性，以及其独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和存在的必要性？

师生关系的变化、大学教育功能的弱化和“泛教育论”对大学的影响，既是重大、根本的问题，也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大学只有面对它们，尝试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符合教育规律的解决方案，才能避免“改革空转”和“内卷化”的加剧，让改革举措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