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兰州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直是中原进入西域的咽喉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兰州的角色就被定位为重工业基地。这项国家重大决策为兰州市此后几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打下了基础。

■本报记者 袁一雪

唐相龙发现自己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兰州，还能为国内其他重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和空间规划起到借鉴作用。

唐相龙带领学生在兰州市红古区进行实地考察。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被无数次引用。然而，历史的长度还在不断延展，从哪里研究，又在哪里结束？这取决于研究者。

兰州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相龙就以1949年为起点，从兰州市第一版现代城市总体规划入手，深挖兰州市城市变迁和城市规划历史，旨在为兰州当前及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创新思路。

经过多年研究，从未有过历史学背景的唐相龙发现，现代新兴重工业城市的历史沿革及其规划演进是座充满惊喜的宝藏。

深挖兰州规划历史的决心

城市规划专业出身的唐相龙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将历史与规划“结缘”，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城市规划只关注城市的现在与未来，至于历史，早已是过去时。

2008年，唐相龙考入同济大学并师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德，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研究。“在博士论文选题时，导师与我再三商讨，最终选择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为研究方向。”唐相龙回忆说。

对于兰州城市规划的历史，唐相龙知之甚少，所以其博士论文的研究过程颇为艰辛。“我当时联系采访过参与规划的当事人，并到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图书馆、兰州市城建档案馆以及地方档案室寻找相关资料，但我所找到的史料根本无法满足博士论文的需要。”唐相龙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采访时说。

正当唐相龙一筹莫展之时，同济大学的一位老师为他拨开迷雾，告诉他兰州第一版规划是由苏联专家参与，并由原国家建委与兰州市在北京联合编制的。因此，中规院档案馆内存有不少当年规划史料。得知这一情况后，北京之行迫在眉睫。

不负所望，在中规院的档案馆内，唐相龙惊喜地找到了所需资料，这让他的研究第一次有了突破性进展。“城市规划历史研究就像考古一样，找到正确方向后，便仿佛推开了一扇大门，一下让你豁然开朗，甚至多年的历史谜团瞬间真相大白。”这让唐相龙对之后的研究也充满了信心与好奇。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唐相龙逐渐翻开了兰州城市变迁的历史画卷。这幅画卷虽然时间跨度不长，却展现了兰州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

自古以来，兰州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直是中原进入西域的咽喉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兰州的角色就被定位为重工业基地，并邀请苏联专家共同规划，确定了兰州的城市性质、规模、用地布局和明升发展方向，将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中的6项落地在兰州。这项国家重大决策为兰州市此后几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打下了基础。

对城市规划历史的探究，让唐相龙对兰州现代四版城市总体规划有了不一样的认识。“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最大的发现就是规划对于城市发展来说太重要了，一版成功的规划可以造福一方经济。”唐相龙说。

关注重工业城市转型发展

2015年，唐相龙进入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合作研究工作。受到该校建筑学院教授李百浩的影响，唐相龙逐渐意识到，“历史研究本身的价值，就是‘鉴往可知未来’。研究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发展历史，能够为未来城市几十年的规划勾画出演进路径，或者发展趋势。我们也可以从以往的历史发展中得到经验与教训。”

“一五”时期，被规划为全国重工业城市之一的兰州，随着陇海、兰新、包兰等铁路干线的修建，城市地位显得愈发重要，成为西北交通要冲。彼时，石油提炼、化工、机械制造以及毛纺织业等的发展也相当迅速。

然而，因为当初规划时过多照搬苏联模式，缺乏对城市的app论证，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厂规模的扩大、旧城区的改造，尤其是过重的重工业比重，使本不适宜规划为重工业城市的兰州，沦为“污染城市”。

兰州城市发展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1年。当年，“十二五”出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要求，甘肃省积极调整明升结构，兰州也不例外。2012年，国务院批复兰州新区为国家级新区，这是第五个国家级新区，也是西北地区第一个国家级新区。随后，国务院批复的《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也给出了答案，到2020年，兰州市将建设形成“双城”格局，推动中心城区工业向新区搬迁，实现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的抽疏。“还老百姓一片蓝天和清新空气”，是所有兰州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目标。

在全国，像兰州一样从当初的重工业、重污染，发展到明升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全面转型的城市，不止一座。毕竟当年国家正式确定的重工业城市的除了兰州外，还包括西安、太原、洛阳、包头等中西部城市。“这些城市也正在从重工业城市职能转型到多元综合的新经济城市功能。”所以，唐相龙发现自己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兰州，还能为国内其他重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和空间规划起到借鉴作用。

现在，唐相龙已成为该领域研究中为数不多有所建树的学者。目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市规划历史、工业城市转型，以及城市转型的规划调控等。“以前城市转型依据的往往是城市总体规划，即‘一规引领’，但其中存在不少弊端，且实施效果不佳。现在国家已明确国土空间规划可替代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现了‘多规合一’，进而由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导城市转型发展，这将更为app。”唐相龙表示。

带领更多人踏上科研路

如今，唐相龙在学术科研道路上早已不是单打独斗，随着多名教师与学生的加入，他的研究团队已有20多人。“我的博士生导师曾经跟我说，城市规划历史的研究就是个大宝藏，一辈子也研究不完，对此我深有体会。”唐相龙也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学生。他不断告诫学生，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守得住清苦，如此终究会做出成绩。

一些硕士研究生甚至慕名而来，报考这一专业方向。其中也不乏来自国外的留学生，比如现在跟随唐相龙学习的一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令唐相龙更为兴奋的是，土库曼斯坦曾经隶属俄罗斯，所以这名学生俄语极为流利，这让他在查找俄文资料时有“如虎添翼”之感。“当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将一批国内城市规划资料带回了苏联。现在，我通过这名留学生，又找到了很多当年苏联规划的历史证明，包括在俄罗斯档案馆内的一些俄文资料。”这些资料给了唐相龙新的灵感，他决定不仅要在国内进行研究，还要从外围进行反方向深挖。

“历史研究最大的忌讳就是孤证，所以我们一直力求从多方搜集史料去证实历史事件。”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唐相龙带领学生们多处走访曾参与规划设计的老前辈。但这些人绝大多数年事已高，或已经身故，令唐相龙深感时间的紧迫性，人物访谈要与时间赛跑。

“现在，很多几十年前的规划一手资料已很难找到了，特别是规划中间成果不知所终。”唐相龙惋惜地说。但第一手资料获取是研究城市规划历史最根本的保障。所以，他不断提醒自己要保护好现有的资料，才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目前，唐相龙已主持国家自然app基金项目2项，出版专著《苏联规划在明升中国：兰州第一版总规编制史实研究（1949—1966）》一本，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数十篇。他也是明升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历史与理论委员会成员，他表示以后会联合其他城市及大学的教师、学者，希望可以合作研究更多重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未来我的研究的历史时间还会集中在近现代，但是研究范围可以扩大，至少要将其他中西部城市纳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