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始终走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最前沿。

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简称上海科改“25条”） 日前正式实施，在上海科教界引起广泛反响。

3月20日，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在市政府召开的手机版发布会上，介绍并解读上海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相关情况。

上海科改“25条”着眼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围绕“增强创新策源能力”的政策主线，提出了促进各类主体创新发展、激发广大科技创新人才活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改革优化科研管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进创新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25项项重要改革任务和举措。

上海力求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遵循创新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着力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使上海努力成为全球学术新思想、app新发现、技术新发明、明升新方向重要策源地。

上海市委副主任骆大进表示，到2020年，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改革取得实效，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4%，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逐步提高，创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多样性、协同性和包容性的创新生态链加快形成，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全面提升，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关键点作用。

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明升中国app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认为，这次提出的“科改25条”主线脉络清晰：就是要努力增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并且抓着了两个基本点：激发创新主体和人才活力和动力以及促进高质量发展。“科改25条”提出扩大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在科研活动中选人用人、科研立项、成果处置、编制使用、职称评审、薪酬分配、设备采购、建设项目审批等自主权。“这是抓住了牛鼻子。”丁奎岭说。

明升中国app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瞿荣辉则对“科改25条”中“对中央部门所属在沪科研机构建设世界高水平研究机构给予资助 ”举措深感振奋。

作为一名app家，瞿荣辉认为，以张江综合性国家app中心为核心载体，积极承担国家实验室等建设任务，加快集聚建设一批世界级创新单元、研究机构和研发平台 。不定行政级别，不定编制，不受岗位设置和工资总额限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给予研究机构长期稳定持续支持，赋予研究机构充分自主权,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将激发和提升研究机构更大的创新活力。

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冒得出、留得住、用得好”。 “科改25条”提出，高水平研究机构和高层次人才，将建立长周期稳定资助机制 、自主确定研究课题 、自主安排科研经费使用 、开展符合科研规律的周期性同行评价 ，建立与评价结果挂钩的动态管理机制 。

“这次的政策令人鼓舞，有很多内容都突破了现有的政策。”明升中国app院上海药物所人力资源处处长吴英说，研究所针对新药研发人才专门开辟了一个晋升通道，打破“出论文”唯一标准，一个新药证书可设置2个正高、4个副高，一个临床批件是1个正高、2个副高，从2015年至今已经有16位从事新药研发的科研人员，通过这一晋升通道，受聘至新药研发高级岗位。2019年起，上海药物所将把该项举措从团队向平台延伸。

“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改革优化是这次改革的重要内容。”骆大进表示，结合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目标，上海从立法、政策、行动计划等多层次，加快突破关键制约，建立市场导向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性将进一步得到激发。

事实上，上海交通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早已驶上了以模式带动创新，以创新带动发展的快车道，经过多年的谋划布局和深耕细作，通过积极探索、大胆尝试，产出了诸多大项目，造就了一批app家“富翁”。上海交通大学先进明升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告诉记者，上海的政策 “最关键的突破，还在于从体系设计、资源配置等方面跨过不会、不能、不敢三个瓶颈。”

据明升中国app院上海药物所合作与成果转移转化处处长关树宏介绍，虽然若科技成果最终能成功明升化，作价入股将是利益最大化的转化方式。但该所2015年以来，共有42项成果实现转化，转化形式均为许可或转让，没有作价入股的转化形式。主要原因是作价入股后按现行国资监管政策，企业各项经济行为及评估备案程序操作时间较长，不适合科技成果转化后的快速推进直至明升化。关树宏表示，这次政策提出试点取消职务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管理程序，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国有技术类无形资产投资监管机制，振奋人心，期望试点成功，使这一项共性问题得到解决。

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处处长张大伟认为，“科改25条”中有很多新的大胆的尝试和突破，比如说允许单位科研人员共同享有成果所有权，这个提法是非常具有前瞻和创新性的，也能够鼓舞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经单位主管部门批准，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领导可获得现金、股权或出资比例的奖励。”许多专家表示，这方面的突破，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丁奎岭表示，希望通过政策制定扫清障碍，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实施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保护好科研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