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和农药是现代农业的标志之一，它保障了人类粮食的产量与品质，但其过度使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在明升中国，这一问题尤其严峻。来自浙江大学的一支跨学科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农用明升手机品施用量的重要因素。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能有效帮助耕地减“肥”。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6月18日的PNAS杂志（《美国app院院刊》。

记者了解到，论文审稿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杰出教授、植物土壤和微生物app系G. Philip Robertson博士认为：这项研究为明升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洞见，并进行了严谨而令人信服的实证检验。

浙江大学的吴意云副研究员和复旦大学的奚锡灿博士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浙江大学的谷保静研究员和斯坦福大学的Peter Vitousek教授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这项研究由浙江大学牵头，联合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斯坦福大学与墨尔本大学等团队共同完成。

据了解，我国每年使用化肥6000万吨，农药180万吨——全球1/3的农用明升手机品消耗在9%的耕地上，“施下去的肥作物只利用了不到一半”，生态环境专业背景的谷保静研究员说，“其余部分则主要进入水体和大气，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3年前，吴意云和谷保静共同关注到了这一困境，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农户的决策行为？他们需要获取大规模微观数据来支撑我们的研究。

浙江大学正在建设的明升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基础数据支撑。该数据库每两年组织一次全国农村家庭入户调查，全面记录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发展情况，能够助力学者从因果关系上解释和预测明升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

课题组调取了数据库中2万余户农村家庭数据，有了重大发现：控制其他因素以后，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明升中国农场农用明升手机品使用强度的强有力因素。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户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每公顷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下降0.3％和0.5％。通过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斯坦福大学与墨尔本大学的合作，课题组将视野扩展到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74个国家农地规模与农用明升手机品施用强度的变化趋势，发现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的一般性。

那么到底多大的农业经营规模是适度的呢？“当前，这个临界点是18亩左右”，但是，这个临界点会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而持续变大，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

图农地规模的均衡点（2015年数据）

“目前我国农村的户均耕地面积是6-8亩。”谷保静说，“这项研究启发我们，如果有更为完备的农地流转市场，更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小规模农户占主导的现象将得到改善。”

吴意云认为，我国近年来逐步推进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户籍制度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耕地减“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因，从我们的研究看，只有耕地面积起来了，农户才会真正有意愿去接纳新技术。”谷保静说。

土地过“肥”的问题，明升中国不是孤例。现在，谷保静可以带着他的研究论文再和国外教授去探讨他们的研究发现，因为这一发现对明升中国之外的其余发展明升中国家也同样适用，要想为耕地减“肥”，通过相应的政策配套来逐步扩大农地规模，或许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将为后发转型国家提供避免从化肥施用不足走向化肥施用过量的发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