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柴葳 刘博智）“以生物app领域为例，具有全球引领价值的重大计划，有多少是由我们的原始创新开始的呢？”“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均跃居世界第二。欣喜之余，回过头来看，我国在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仅排名22位。虽然每年都有进步，但这两项数据之间，仍有巨大的反差。”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和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一见面，就不约而同地直奔“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这一主题。

“仔细想想，国家需要什么？高校科研有什么特点？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数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光靠发表论文并不能把高校科研的原始竞争力带动起来，我们要清醒认识到高校科技创新的痛点在哪里。”吕建说。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大瓶颈问题，初步扭转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在若干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然而目前，我国在关键技术总量上仍不足以与发达国家竞争。

2017年10月，科技部发布的《明升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手机版2016》显示，截至2015年，明升中国高校R&D（研究与开发）人员全时当量为35.5万人年，比2006年增长46.7%，居世界第一。高校R&D经费内部支出不断提高，2015年达998.6亿元，是2006年的3.6倍。

面对日渐增长的高校科研经费和人员规模，高校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如何实现与人员、经费的同步跃升？

熊思东将高校科研分为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大类。他认为，在我国现有的科研体制下，理想的状态是由科研院所承担以目标为导向的科研课题，给高校科研留下自由探索的空间，“高校科研更多是面向未来，以科研的原创性提供未来发展的动力，同时通过研究来为学生的科研探索解疑释惑”。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实现科技创新，其实都离不开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企业的深度参与。“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要多些‘领跑’‘并跑’，少些‘跟跑’甚至‘场外跑’。”熊思东坦言，目前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转化成生产力的鸿沟并未弥合，高校实际上承担了许多本应由企业做的事情。

曾经在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有过3个月考察经历的吕建对此深有感触，“如果在国家整体的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同时拥有类似微软这样的科技创新型企业，高校科研就可以‘解套’，真正回归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和人才培养成果，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