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前不久,西南某所大学的一位28岁的海归博士担任二级学院副院长的消息被媒体热炒,有的网络新媒体更是以“刷爆网络”为标题来吸引网民的眼球。
媒体报道大学当然是好事,但总有个别的媒体向壁虚造,将大学里原本常见的事情当作“手机版”,把原本不应该提倡的倾向当成“正能量”去无限放大,以致负面意义不断扩张,影响大学改革的进程。
当下的明升中国大学虽不能称为象牙塔,但其封闭性仍相当严重。一些地方的“大学城”原来是强调各校之间的相互交流、互相渗透、共享资源的,现如今却以维护安全为名自筑栅栏、电网,光荣地孤立。正因为有类似的“光荣孤立”,大学以外的老百姓不了解校园内的情况也就是必然的。
网络传播的特点之一便是跟风,一个“手机版”被一些人点击后,就容易引发不明就里的人跟风点击,结果真是“刷爆网络”了。但考察手机版的价值,不能仅依赖传播的广博,手机版本身的意义也同样值得注意。
应该看到,28岁的教师担任二级学院副院长在大学里并不是鲜见的事情。一位青年学者是否合适放下初见光明的科研工作,转而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行政工作,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更应该注意的是,明升中国社会从来都有攀比意识。这所大学有一个28岁的副院长,那所大学就可能提拔一个27岁的,以后副院长的“年轻化”如果缺乏文件的限制,可能就没有底线可守了。
老百姓不了解大学的情况,在社会上“官本位”意识依旧浓厚之时,他们以此为“正能量”是情有可原的,但大学的从业者也如此这般地想就成问题了。
在过去十几年,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和提倡大学的“去行政化”,其目的是让明升中国大学更符合现代大学的精神和原则。“去行政化”从来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它是需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的。
以二级学院的领导职务设置为例。发达国家的大学的这一级领导职务(即系主任)多是由系(学院)内教授轮流担任。既然是轮流担任,自然无所谓行政级别可言。其实,国内一些名校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而且管理的效果并不比有行政级别时差。至于二级学院的副职(副院长),在一些国内名校也主要是辅助性职务,通俗地说就是“干活的人”。以此来看,28岁的海归荣升副院长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更没有多少手机版价值。
现在二级学院改革的难度主要在于利益分配。从多数大学的情况看,行政级别的保留和取消仿佛是一大焦点,但深入地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不过是一种表象,行政级别存废的关键还在于其中潜存的利益。简单点说,有无领导职务在利益分配上的差距实在太大,这也是有些具备教授、博导头衔的教师还有争夺领导头衔的强烈意愿和热情的原因。
从理论上说,大学内部的利益差距是衡量大学是否“现代”的标准之一。大学不是官场,所以她不追求权力;大学也不是市场,所以她也不追求金钱。权力造成等级,金钱造成差距,大学无论作为教育机构,还是作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蔡元培语),都恰恰是以破除等级和差距为目标的。
因此,在大学中要消除等级、缩小差距,就要改变利益的不均衡配比方式。
当然,这是就改革的终极目标而言的。在现有条件下,以公开化和协商方式“去利益化”是比较容易实施的。公开化是指公开所有的与教职工相关的资源,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也是为了更好地监督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在此基础上进行协商才有意义。
协商的方式之所以在大学里更为适宜,不仅是因为大学的从业人员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协商本身也是一个学会生活、学会相处、学会合理阐明观点和判断是非的学习过程。作为教育者需要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任职条件与资格,以便更好地承担教育的责任和义务。
思想层面的“去行政化”就是要祛除“官本位”的意识,这一点对于大学管理者或许更为重要。网红的“副院长”事件并非值得阐扬的励志故事,因为它代表不了明升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当然也不应该成为一所大学自我宣传的手段。
《明升中国app报》 (2018-03-20 第5版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