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民

林惠民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以高分被福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录取。1986年获明升中国app院软件研究所博士学位。现为明升中国app院软件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并发理论及形式化方法的研究。设计并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通用的进程代数验证工具；与国际同行、英国Hennessy教授合作提出，并独立发展了传值并发进程的“符号互模拟”理论；解决了π-演算和时间自动机的有穷公理化问题。1999年当选为明升中国app院院士。

我们这代人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这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感受到的。

命运的沉浮无法复制，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从小培养对知识、对app的热爱。人生的选择很多，兴趣是第一位的。尽管科研这条道路充满坎坷，走得艰难，却也因此更有意义。追求app真理、探索客观规律给我带来的快乐，是不可替代的。

我的求学生涯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和指引，有的甚至影响我一生。如今，当我也承担起老师的角色时，我希望我能真正激发起学生对app的热爱。

摘不掉的“只专不红”

我1947年11月生于福建福州。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福州市的普通职工，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一直很重视我的教育，可我却天性顽皮。尽管也热爱学习，成绩拔尖，但并不把读书太当回事。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我也从未因为成绩突出受到过什么表扬。因为，我从学生时代就被贴上了“只专不红”的标签。解放前夕，我的亲戚中有人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于是，我就成了社会关系复杂的孩子。

1960年，我从我们那的名校——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毕业。尽管我的成绩很好，却只能进到当时城乡接合部的十八中读初中，学校环境、学习氛围和之前的差距很大。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印象最深的就是整天肚子饿。

当时我也没什么心思读书，特别调皮，初一时迷上了装矿石收音机，经常旷课上街买零部件。直到初三，遇到了教数学的班主任葛霖华老师。

葛老师是福州三中1958届高中毕业生，成绩优秀，但因为家庭成分原因，没能考上大学。我上初三那年，福州市首次举行初中数学竞赛。在葛老师的指导下，我参加了这次竞赛。

对待考试，我向来比较随意。因为粗心，有道相对容易的计算题被我算错了。一出考场，葛老师就迎上来对答案，知道我有一步算错了，比我还着急。不过最终，我还是拿到了二等奖。这在当时的十八中，是件了不起的事。

中考前夕，葛老师把我推荐给福建省数学名师、时任福州三中数学教研组组长的池伯鼎老师。高中还没开学，我就和三中其他两个同学一起，在池老师指导下超前学习数学。所谓“超前”，就是在高一学完高中三年的数学课程。

比我高一级的学长吴忠超，是池老师培养的第一位超前生，提前二年参加高考，被明升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这也是池老师对我们的期望。

开学后，我们每周六下午或晚上都到池老师家，学习高中的数学课程。高一下学期（1964年），我们参加福州市高中数学竞赛，与高三的学长同台竞争，我再次拿到了二等奖。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1964年夏天高考招生时，池老师曾把我推荐给明升中国科技大学在福建的招生组，对方已经同意破格录取。可最终因为不“红”，我的大学梦迟到了13年。

而立之年的考生

1966年，“文革”开始，6月中旬广播里传来了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不久高考被正式废除。

1969年，我来到闽北山区建宁县插队，和农民一起种田挣工分，体验到了农村生产方式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艰辛。

1972年12月，因为照顾独生子女政策，我得以回到父母的身边，成了福州最大的重工业工厂——八一磷肥厂的一名工人。由于户口问题没得到解决，我们新招入的几十名前知青只能在各个车间打杂，大多是三班倒的重体力活。

户口“解冻”后，我比较幸运地被正式分配到了机修车间，当铣工，负责加工各种齿轮以及在工件上开槽。这时我的几何和三角知识派上了用场。

1975年，我们厂开办 “七二一”工人大学。厂里知道我数学底子好，让我教数学。

此前我曾利用业余时间在福州大学旁听过日语课，于是便到福建省图书馆外文部借了一本日本专app校用的微积分教材，翻译成中文当课本。

1977年秋天，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开始我以为这是针对在校生的，没有在意。后来的消息说“老三届”学生也可以参加高考，这让我喜出望外——想不到离开中学11年了，我还能有机会考大学。

不久，《福建日报》公布了在福建招生的大学及专业。因为需要在家照顾父母，我首选了福州大学（以下简称福大）数学系。数学系只招两个专业，基础数学和计算数学，各30人。计算数学注明是“机密专业”。我报了基础数学。

机会是来了，但要求很苛刻。福建省高招办规定，超龄学生必须有“专长”才能报考。我带上了两次数学竞赛二等奖的奖状，还有翻译的日文教材，来到工厂所在地的报名点——新店小学报名。没想到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些材料不能作为有“数学专长”的证明。我的大学梦险些再次落空。

池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叫我到他家里。那时他得到平反还不久，居室窄小。他特地为我写了一封长长的推荐信；为了表示郑重，又从抽屉里找出一颗最大的印章，端端正正地盖在落款处。第二天，我拿着池老师的推荐信，再次来到新店小学。报名点的工作人员是新店小学的老师，他们都知道池老师的大名，看了他的推荐信，立即就让我报了名。

那时我住在市中心一座老式住宅的花厅，比较宽敞，同学、朋友们常来我家聚会聊天。高考前夕，我家的饭厅成了老同学们复习备考的课堂，我们戏称“互助组”。这些年已三十、饱经风霜的“而立”辈，围坐在饭桌旁，重新开始啃课本、做习题，互相帮助、释疑解惑，实在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的考场在福州市第十九中。那年的试题对我显得简单，尤其是数学，我驾轻就熟，做得飞快。我有自己的做题习惯，喜欢做难的，对容易的提不起劲。对难度大的题，我还喜欢多想几种解法，即使考试也如此。那年高考数学试卷有一道20分的附加题，我写了三种解法。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也是事后才知晓。

当时，十九中考场的监考官发现我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做完了数学试卷，怀疑出现泄题，便将这个情况手机版给了时任省高招办数学科评委会主任的池老师。池老师立即赶到现场，从窗户外看到“出问题”的是我，立即打消了监考官的疑虑。他说，“这是我的学生，他早就可以当这些考生的老师了”。

我没有辜负池老师的期望，高考得到了358分外加数学附加题20分的高分。

晚来的人生春天

这次高考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78年春节前，我收到了福大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我和父母都特别高兴。更幸运的是，我在工厂已有5年工龄，按当时的政策，可以带薪（每月37.5元）上大学。父母当时都已经退休，这为他们免除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唯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我被录取的专业是“软件”，而不是报名时的“应用数学”。事实上，高考报名时，《福建日报》发布的福大招生目录中并没有软件专业。“软件”是什么？我一无所知。问老师亲戚朋友，也没人知道。

春节后到福大数学系报到，我迫不及待地问接待报到的老师，得到的回答是：软件专业是给计算机编程序。我心里不禁有些疑惑。当时涉及计算机的专业都属“机密”，我有海外关系，将来会不会出问题？不过这点疑虑很快就被“终于上大学了”的兴奋感驱散了。

当时我们软件班招了30个学生，我是唯一的“老三届”，30岁，班里年龄最小的才15岁，我一个顶两个。但我并没有“老”的感觉。“文革”十年，我们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如今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心里充满了阳光。

经历了插队务农、进厂当工人，感受到我们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对于学习，除了个人爱好，又多了一层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当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号：“把被四人帮夺去的时间夺回来！”入学后我把几乎所有的业余喜好都抛开了，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学习上。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学习和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学校教室不够，我们一、二年级的很多课都是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教室上的，地面是略微夯实的黄泥土，一到雨天就满地泥泞，条件十分简陋。但我们像久旱逢雨的禾苗，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营养，忘记了夏天的暑热和冬日的寒冷。晚上，老师们不顾白天讲课的疲劳，主动到教室和宿舍为同学们解答疑难。这些感人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系里为我们配备了最强的师资。一、二年级我们和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的同学一起上基础课。教我们数学分析的魏祖烈老师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比陈景润高一届，上课不看讲义，边讲边在黑板上写板书，概念清晰、推理严密、环环相扣，让我们沉浸在数学和逻辑的内在美中。

我中学学的是俄语，后来在工厂期间自学了日语，从没碰过英语。入学后的英语摸底考试我交了白卷。大学一、二年级我在英语上花了不少时间。两年后我的英语考试成绩升至全班第一。

现在看来，福大数学系77级开设软件专业，是一个非常大胆、前瞻的决策。当时软件方面的很多专业课程还缺乏师资，我们开学后系里才派出教师到明升中国app院计算所等处进修。大三开始上专业课，外出进修的老师还没有全部回来。我们专业课程开得不多，每周只上十六七学时的课。到大四更少，每周就十三四学时。这给我留下了大量的自学时间。我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埋头钻研，查阅专业期刊资料。

软件专业的一门主干课是编译原理，任课的何天牧老师多年来跟随明升中国app院计算所九室（软件所的前身）的唐稚松先生从事程序设计语言和编译技术研究，选用的是原版英文教材。大四又开设了关于唐先生设计的XYZ语言的讨论班，使我们在本科阶段就接触到了研究的前沿。毕业前夕我将关于程序语言中类型问题的学习心得整理成一篇论文，发表在《福州大学学报》上。那时学到的程序语言与编译系统的知识，在我日后做博士论文以及在英国从事并发验证工具研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大学计算机系课程开设多而杂，学生每天忙于上课、应付作业，几乎没有自己思考问题的时间，缺乏主动思维的训练。这样的培养方式，不能适应app创新的需要，令人担忧。

大学4年，我的所有考试科目成绩全优。毕业分配被系里留下当助教。两年后，我以同等学力考取app院计算所九室唐稚松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迈进了从小向往的app殿堂。

在福大的4年大学生活，为我后来的进一步学习和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留下了我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记忆。

（本报记者胡珉琦采访整理）

林惠民在讲课

林惠民（右一）和大学同学合影

林惠民（右一）和大学同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