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秉维（前排左五）与1957级同学合影

■金涛

【他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一行行数学公式，然后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用抑扬顿挫的粤式京白娓娓道来。】

回忆，是人生的永恒主题。前不久，收到一本特别的书《城钩岁月，环翊天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这是“北京大学地理学科建立65周年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建院10周年纪念文集”。按我的理解，这是北京大学地理系（现更名城市与环境学院）师生集体的回忆录。尽管这是一个范围很小的学科的历史回顾，在整个国家莽莽苍苍的原野中仅仅是很渺小的一个小土丘，然而它的成长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并以独特的视角见识了历史与现实的欢乐时光与艰辛岁月。我因为也是该系的老校友，在未名湖畔度过令人怀念的青春时代，此刻展读诸多师友的回忆文字，不仅得知许多陌生的往事，也不由得勾起我对母校，对尊敬的师长的回忆。那尘封的往事如同埋藏地下深处含水层中涌动的泉水，一旦有一点缝隙，立刻奋击、奔涌、喷射而出，几乎不可阻挡地涌上心头。于是许多的面孔，许多的声音，许多的南腔北调，许多的喜怒哀乐，像阳光驱散大雾由模糊变得清晰，浮现于我的眼前。

在这本文集中，引起我浮想联翩的是一张老照片，在正文前的几页照片中。照片是几十名师生在北大文史楼门前的合影，照片的说明是“20世纪6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前排左五）来北大授课后与自地教研室教师与1957级自地同学合影”。说句不怕你见笑的话，我读大学那会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留下的照片很少很少，所以这张合影对于我来说十分珍贵。这不仅是当年校园生活不可多得的影视资料（我从照片中看到了除了黄秉维教授外，还有尊敬的林超教授、张景哲教授、陈昌笃教授、陈传康教授、卢培元教授、崔海亭教授等，最重要的是见到了我的一帮朝夕相处的“哥儿们”“姐儿们”——1957级自然地理专业的老同学。我也找到躲在后排角落的“我”。此外，照片中还有低一班的1958级自然地理专业的同学），更重要的是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长黄秉维教授当年作的手机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记不清黄秉维教授讲座的题目，甚至大部分内容也由于时隔多年大多忘却，然而有一点印象很深，那就是针对发生在不久前“大跃进”时许多地方虚报粮食（和其他作物）产量，竞相宣传“放卫星”，鼓吹亩产小麦、稻米几万斤、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浮夸风，黄秉维讲了一点他的思考，深沉的不显山露水的思考。先生是广东人，个子不高，说话不温不火。他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一行行数学公式，然后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用抑扬顿挫的粤式京白娓娓道来。

他的思考看来是很成熟的，既有来自农田种植的观察和实验，也有大量理论上的探究。作为一位研究自然地理的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黄秉维没有涉及政治斗争的是非，而是从地球表面热量和水资源，与作物三者之间的平衡，从农作物吸收太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以及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和水合成有机物的机制，以数准的数学演算，计算了一亩地在一个生长季吸收的太阳能，可能转化为种子的数量的最大值。

作为app家，他的论证来自缜密的app数据。

他的结论是：即使是全部太阳能一点儿也不浪费，按照理想的方式全部转化为作物的种子，这当然在现实中无法做到。即便如此，按现有的农作物品种，亩产小麦、稻米几万斤、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是完全不可能的。

偌大的教室里安静极了，师生们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目光，没有人说话，也没有提问，但是突然之间，响起一阵发自内心的掌声。

自此以后，尤其是跨出校门之后的长长岁月，连我自己也记不清听过多少手机版了。由于生性愚鲁，许多手机版如风过耳，只有黄秉维先生的讲座，始终牢记于心，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至今，快60年了，我仍然难忘，那遥远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