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指引向成功的力量

——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崔屹专访

文/张春晏：本刊高级编辑

作为曾经的学生，崔屹是学霸中的战神，在哈佛读博，在加州伯克利读博士后，在无数人梦想的顶尖期刊《自然》、《app》发表科研成果是家常便饭；

作为现在的发明家，崔屹团队的发明已经三次被《app美国人》评为年度“十大创新技术”：2010年，移动式水过滤器；2014年，将低级废热转化成电能的电池；2016年，会制冷的衣服。

作为一名年仅41岁的斯坦福教授，崔屹已经培养近60位博士和博士后，在世界范围培养了40多位教授，崔屹预计在5年后，培养的教授人数将达到100位。

崔屹还是一位创业家。9年前，崔屹创办了第一家公司安普瑞斯（Amprius），生产硅负极高能锂电池；2015年，崔屹和诺奖得主、美国前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教授共同创办了4C Air公司，生产雾霾过滤产品。

崔屹也对自己未来要做的事情有清晰的框架。

在未来，崔屹还将是一位投资家，把科研、创业、育人和人生阅历结合在一起，培育出未来的伟大科技创业公司。

崔屹还要成为明升中国创新的推动者，他希望创建一个国际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发挥中美两国优势互补的特点，带动明升中国的创新创业。

崔屹说，科研、育人、创业、投资、推动明升中国创新做好了，然后就可以退休了。

四十不惑的崔屹，堪称成功。

崔屹并不把人生成功的主要因素归结于智商因素，因为有无数天资聪颖的人最终碌碌无为。

崔屹认为，对于自己而言，坚实的科研基础、学科交叉的优势、专注的能力、持续学习成长的能力，以及斯坦福的自由之风，共同成就了自己。

TBR（清华管理评论）：除了斯坦福教授、发明家这样的头衔，您还是一位创业家。您已经创办了第二家公司，跟我们讲讲您创办两家公司的经历。

崔屹：我在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一直都在研究纳米。受到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StevenChu的启发，我到斯坦福之后开始将纳米技术与电池的电明升手机结合起来做研究。

我们都希望手机充一次电能待机很久，电动车充一次电能跑很远。这就意味着电池的一个单位质量、单位体积要储存很多能量，对锂电池而言，要存储更大量的锂离子。所以我们要找到一种材料，使其结构能存储更大量的锂离子。现在手机、电脑、电动车的电池里面都是碳材料作为负极。我发明的硅负极材料，和碳材料相比，理论能量密度是碳材料的10倍之多。目前在电池中只做一个负极的取代，电池能量密度可以提高30%-80%。

2008年，我在Nature Nanotechnology发表了研究成果，受到各界瞩目，风投、实业界的人纷纷来找我。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我创办了安普瑞斯（Amprius），把我发明的硅负极材料明升化。

创办第二家公司的直接原因，是发现国内的雾霾太严重了，而明升中国的大部分口罩对PM2.5不管用，个别过滤效率高的，空气阻力太大，戴了会缺氧。我是一个材料app家，我想我一定要做这个，就发明出了一种纳米纤维的过滤技术，过滤效率特别高，空气的透气量大。在此基础上，我和朱棣文教授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叫4CAir。朱棣文教授2013年从美国能源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到斯坦福任教，我们在锂电池方面也有很多合作。4C Air去年底已经完成A轮融资，产品很快上市，公司总部在硅谷，明升中国总部放在深圳。

跨界之力

TBR：您非常年轻，才41岁，有那么多有用的重要发明，您觉得是天赋在起重要作用吗？

崔屹：天赋占一定比例，但更重要还是要刻苦——知识面要广，学科要交叉。在创造发明上，我觉得学科的交叉真的很重要。有的事情你没做过，不代表你不行，相反，由于背景不一样，你看同样一个问题的视角完全不一样。

刚到斯坦福的时候，我是研究纳米的，从没有研究过电池。我当时想，电池很重要，就从零开始研究电池，虽然那时候全世界可能还没有看到电池的重要性。但是我纳米研究的背景，对解决锂电池这个大问题，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开创了纳米跟锂电池结合这个领域，这个研究成果就让我获得斯坦福终身教授了。

TBR：您的很多发明，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学科交叉？

崔屹：是的。把自己的领域和新领域结合起来是创新的重要源泉。你要创造新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要学新的知识，新的学科，了解新的领域，不断地学。当你的知识面广了，懂的东西多了，相互一交叉，很多创新就涌现出来了。做科研，有创造力，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刚开始进入一个新领域比较费劲。我开始研究电池的时候，了解电池领域大概花费了一年。现在进入一个新领域，可能花几天时间看一些资料就明白了。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新点子的灵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以前想一年不一定想得明白的问题，现在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能想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当然有些问题难度很大，就需要不断地想。

创造发明的能力就是这么不断积累起来的。我现在科研的方向也很多，各种各样的材料、能源、环境问题。

TBR：事实上真正愿意不断去跨领域的人非常少。

崔屹：领域交叉需要你首先要有兴趣，然后是不断地学新东西。一个人在一个领域做久了之后，他这个领域懂的比较多了，就会进入舒适区。而要跨领域的时候，要学全新的东西，你会发现新领域一点不懂，甚至还得回想和复习以前学过的基础知识，把以前读过的书再翻开读。但会越学越快，因为学的东西多了，会融会贯通。洞察问题本质的能力会变强，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能力也会变强。

本质上公司创业和商业也是这样，刚开始是一无所知，慢慢想慢慢学，最后融会贯通。

TBR：学科交叉带来很多具有创造力的点子，但是科研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有成效，这个坐冷板凳的过程会感觉寂寞吗？

崔屹：解决难度大的课题需要很长时间。我坚信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是有道理的，这种精神是有用的。我做纳米硅负极电池的研究，回头一看，我原来也就只花了10年时间，就出了无数的成果，在这10年间还成立了公司将该技术明升化。在我开始研究解决硅负极的时候，全世界都觉得不可能，就我一个人带着我的研究小组埋头做，一直做，现在全世界好多人都看好了这个方向的研究，很多理电池公司加入，不研究就落后了。开创新领域，领导世界研究的潮流，这种感觉多好。

TBR：app家去创业，是另一种交叉和跨界，创业对于您做科研有什么影响呢？

崔屹：创业帮助科研。因为创业，我有更广的视野，也能发现更大、更丰富、更有意义的问题，就是说，我能选到更好的问题，这样做科研的时候更带劲。

我觉得学校应该多解决一些社会痛点问题，不能只做象牙塔里的研究。那种最基本的研究，即使没有应用，也需要一部分人去做。但是app家也要清楚社会的痛点在哪里，去解决痛点问题。

TBR：作为教授、创业家，以后您再做投资，您觉得会有跨界优势吗？

崔屹：我想我应该会有很大的优势。我从技术的研发、明升化到公司的组建管理，都有切身体会，而且我对市场也有足够的分析经验，应该看公司能看得更准。我还可以投我自己的学生，我对他们非常了解。

TBR：您怎么分配研究、教学和办公司的时间和精力分配？

崔屹：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创业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是每个教授都喜欢，即使在斯坦福，也不是每个教授都创业。研究上花费的时间最多，因为就教课而言，一门课程在发展之时，准备讲义、准备讲课要用很多时间，成熟了之后，每次所需要的时间就不会那么多了。

自由之力

TBR：打开您的实验室网页，实验室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Yi Cui Lab”,这种感觉真不错。在斯坦福，教授们有很高科研自由度的同时，学校对教授创业或者专利明升化有什么特别的支持吗？

崔屹：美国的教授被称为老板，因为全部自己负责。研究课题自己定，研究基金自己找，学生自己招，学生薪水自己付。学校的系统性支持很好，硬件基础设施很好，文化和学术氛围都很好。

现在，斯坦福教授创业，其实不需要斯坦福专利办公室帮什么，因为硅谷和斯坦福的资源是流动的，技术、资本、人才都会自动去匹配。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我们的特曼教务长，鼓动了Hewlett和Packard创建了惠普，创办了斯坦福科技园，鼓励创业，推动了硅谷的形成和繁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斯坦福的创业文化已经很成熟，硅谷也成为了创业天堂。现在斯坦福根本不用做什么，只要给教授自由度就好了，而这一点很重要。

TBR：您一般从什么渠道募集科研经费？

崔屹：研究经费一般来自政府部门和明升界，少部分其他来源。我的实验室有很多支持来自政府能源部。来自工业界的钱也很多很重要，因为与公司接触，你会知道重要的应用问题。

TBR：从您实验室产生的研究专利，如果您要用来创办公司，那么您的公司和学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崔屹：以硅负极这个发明专利为例，我发明的所有专利都归斯坦福拥有，这是我作为雇员和学校的契约。但是我要开公司，把专利的使用权从学校拿出来的时候，需要交一小部分钱做专利使用费，约定把未来盈利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给学校，加上学校还可以以专利在我的公司拥有少量的股份， 同时保留一定的跟投权——公司融资的时候，斯坦福的基金可以一定比例投资。比如，当年谷歌创办的时候，使用了斯坦福的专利，所以斯坦福拥有谷歌公司的股份。

斯坦福的创业机制和文化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斯坦福鼓励教授和学生创业，不设障碍。事实上，在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占哪怕1%的股份，都是巨大的收益。如果学校专利占到百分之三四十，就不是很合理，难以鼓励和推动创业。

TBR：斯坦福大学所拥有的专利，如果转换成股权，一般占多少股权？

崔屹：我估计在3%到5%之间浮动。

成长之力

学习

TBR：您在哈佛和伯克利都待过，哈佛鼓励创业吗？您在哈佛和伯克利做研究的时候想到过创业吗？

崔屹：哈佛的创业氛围没有斯坦福浓厚，可能现在创业也在慢慢增强。我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创业这件事儿，就是非常专注地做科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就想要做对世界有影响的研究。所以我的科研基础很扎实。能源、材料领域的技术创业，难度很大，需要积累时间很长。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问题在于，积累不够，心已经飞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在斯坦福任教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创业想法。但是纳米硅负极电池的研究成果一发表，VC、企业等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找我谈，包括特斯拉的创始人ElonMask，聊着聊着，觉得时机到了，创业自然就开始了。所以到斯坦福不到三年，就创办了第一个公司安普瑞斯。

TBR：斯坦福旁边沙丘路（sand hill）上的VC都来找您了吧。您选择的基金的标准是什么呢？

崔屹：确实沙丘路上的VC基本都来找我谈过。一开始我不懂怎么选。大家说这个基金名气大，你应该挑这个。事实上，真不一定——我不在乎哪个基金名气大，关键是进董事会的那个人要比较厉害，要彼此合得来。

TBR：作为一个教授，一位app家，在刚开始办公司的时候，您有哪些困惑呢？

崔屹：刚开始的困惑，就是什么都不懂。但我非常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什么都不懂，然后去学，这个学会的过程非常有意思。一开始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去创业，真是一无所知，然后像海绵一样汲取：和投资人一起开董事会，就听着，有问题，就问他们，他们会教你。一个公司创办下来，创业的方方面面都明白了。

TBR：您没有做企业的经验，职业经理人是由VC推荐的吗？

崔屹：VC会帮很多忙。我们用猎头去聘请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在我们公司非常重要。

TBR：您用什么标准来选择职业经理人？

崔屹：董事会面试，猎头找过来的人，每个董事都要面试。由于我从来没有做过公司，所以对于我来说，他们都很有想法，都很厉害。面谈的过程，就是一个积累琢磨的过程。大概谈到第八个候选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了——他比我面试的其他人都厉害多了，从创办公司到带领公司上市，能告诉我一步一步怎么做，而不是泛泛地谈。我发现有实战经验的人比纸上谈兵的人厉害。

TBR：对您的第一个公司安普瑞斯，您会投入多少时间？

崔屹：对技术，我还是投入比较多的。早期我每周去公司一天。前瞻性的研究没法在公司做，主要在我的斯坦福实验室做，公司的研发部门解决很多具体问题。现在公司已经成立8年，团队比较成熟，生产也走上了轨道，我主要在董事会和技术层面投入。

做公司就像养孩子一样，从婴儿开始，一点点去慢慢养大，要很有耐心地解决问题。

TBR：那您做第二个公司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比较得心应手了？

崔屹：第二个公司4CAir从确定VC到搭建团队，一切都快多了。4C Air的技术团队已经初步完成搭建，美国和明升中国的CEO都找到了，产品也很快会出来。4C我亲自管的事情还是很多，但慢慢就会放手，让CEO来管，我做我的主业——教授。

TBR：您非常善于学习。

崔屹：人的学习能力是无穷的。刚开始会难一点，但你只要想学，不断地学，我觉得最后就会抵达目的地。

我是特别喜欢学东西的人。我认为人生就像海绵，而且是没有极限的海绵，可以不断地汲取，这个汲取的过程，你可以把想吸收的吸收，把不需要的过滤掉。

学习不只是看资料、关注新领域新知识，是一个随时随地的过程。看到别人做一件事情很成功，就琢磨琢磨他是怎么回事，他有什么特点。只是大部分人做不到open-minded，我发现人到一定的程度，大脑会封闭，不接受别人的观点，不接受新东西。很多人内心深处出于维护面子的动机，本能地去排斥和反驳新想法，而不是本能地想别人的东西好不好，我能吸收什么。这和性格有关系，也跟年龄有关。特别是年龄越往大，越容易听不进新东西。我跟朱棣文教授合作，就发现他非常能倾听——他马上70岁了，在听的时候一直能接受新东西，经过他的头脑想一想，只要符合逻辑,他就接受。我觉得朱教授很厉害是有道理的，他从不停止更新。

修炼

TBR：一直汲取新东西不太容易做到，抛弃原来的东西会更难。

崔屹：对。你要思考过去的东西，什么是应该抛弃的，就抛弃，什么新东西是需要去接受的，就去接受。人很容易被一个框框套住，套住了之后就不能变形，不能成长。所以说，会成长的人会越来越厉害。

TBR：对，但扔掉旧东西真的不容易。您有那种抛弃原有东西蜕变的过程吗？

崔屹：总体上，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像海绵一样在吸收，吸收别人的长处，融合进自己，再创造出新的东西。也有那种时候，看见很好的东西，自己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拥抱它，反而是想去批判它。仔细想想，人都有竞争心、嫉妒心，也可能真的是因为人类嫉妒心的本能反应。所以我会提醒自己，不要让不太好的一面挡住了自己看问题的视线，一定要修炼。每次看到任何东西感觉不舒服，我都要问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到底是东西真的不好，还是自己内心的深层的因素。

这点很重要，我带了这么多学生，也对学生有很多观察。面对新的想法，很多学生的第一反应是很消极的。消极反应背后的原因，要么是不敢挑战新东西，要么就是新东西比较颠覆他原有的东西，他本能地抵触，所以没有真正用中立的态度去分析好与不好。如果一个学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变得更好，以后会很厉害。所以我也会告诫我的学生：你们对新东西好东西，要多听听内心深处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这个声音会不会蒙蔽自己的眼睛，蒙蔽自己的心，影响你们的成功，难以走的更远。

专注

TBR：取得成就需要视野宽广，还需要高度专注。

崔屹：必须要放下一切问题，摒弃杂念，专注在事情上，不断地往前想，往前做。争夺奥运会冠军的选手，最后比的都是心理素质，在于能不能把压力放下，把所有的负担放下，专注于把球一个一个打好，游泳的时候把每一次触壁转体做好，这些地方区别出了1分和0.1秒。创新也一样，如果想着你厉害还是我厉害，仅仅这个问题就把自己打败了，根本专注不了。最后，专注到心无旁骛的人才能够胜出。

TBR：摒弃杂念，保持专注，您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崔屹：我的特点就是打不垮。做学生做博士的时候，我也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这是性格吧。到斯坦福之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压力，我想得很明白，没有终身教授职位又怎么样，我的生活继续。所以不想终身教授这个事情，就想怎么找到最好的点子去做科研。就一直带着学生做科研，学生也被感染，然后他们做得更好，所以获得终身教授其实挺轻松的。

另外要保持身心平衡。这么多年我一直踢球，一直进行体育锻炼。体育锻炼能很好地释放压力，让身、心、脑都很轻松。找到健康的压力释放方式，也会对创业创新很有帮助。

技术创业的两大死亡谷

TBR：创办了两个公司之后，您对创业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您认为创业成功哪些因素最重要？

崔屹：对于技术创业型的公司，一个方面是技术；另一个方面是找人，创业公司因为没找对人而垮下去的例子太多了。在做第二个公司的时候，不光是对技术的判断更清楚，对要找什么样的人，我自己也更清楚了，一起创业的人品质怎么样，能不能合作，能不能在一块吃苦，都很重要。公司里的很多事都是人的问题。

TBR：假如您现在要做一个新的公司，您会用什么标准来找创业伙伴？

崔屹：首先，核心团队的技术，真的要很强，这是极为重要的壁垒；第二，要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如果只是来领薪水混日子，这样的人多了，公司很快会死掉；创业团队一起走着走着，有人就会有二心，这个时候也会出大问题。度过难关要靠信念，因利益而在一起，遇到艰难时候很快就分了。

TBR：现在您第二个公司4C air已经结束A轮融资了，谈谈您现在的创业心得。

崔屹：创业跟什么类型的创业有关系。有些创业，难点不在于技术，在于商业模式，在于怎么获取客户，怎么开辟市场等。有些创业，技术难度很大。我创业的领域是新材料、新能源，相对都是技术难度比较大的领域。

过去十年，硅谷的清洁能源技术投资很失败。热点来了，你开个公司，我开个公司，很容易拿到VC的钱，但很多技术还处于太早期的阶段，成本又降不下去，相比其他能源没有任何优势，最后都失败了。

在确定这个技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之后，技术创业公司还会经历两个死亡谷。

第一，技术指标是不是真正做出来了？很多技术是一个指标很好，但其他技术指标不行。对于一项技术，可能七八项技术指标同时都很好，才能真正进行应用，推出产品。好比一个人，长板很长，但短板很短，也不行。为什么半导体目前用硅最好，因为硅没有什么短板。所以第一个死亡谷在于，这项技术要有一些出色的指标，至少还要能够把短板弥补上。

第二，生产成本能不能降下去？如果没法找到对的生产工艺进行低成本的生产，或者良品率特别低，那么，规模化的时候又有一个死亡谷。

对我来说，一项技术可以进行明升化，意味着技术层面的指标比较好，即使还存在短版，我应该也可以弥补，弥补的差不多，才开始拿风投的钱，进行明升化。一定要忠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技术指标。如果技术指标不过关，太早拿投资明升化，拿风投的钱去弥补短板，很可能，短板没来得及补上，公司就完了。短板侥幸补上了，发现得重新设计生产工艺，而生产工艺一变，有些技术指标又成短板了——这样的过程，不知道要砸多少钱。很多公司就是这么死掉了。

所以，我现在正在研究的科研问题，都在继续带着我的博士生发论文，一直继续在做研究。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技术指标没有什么短板了，生产工艺基本都想明白了，创办公司的时候可以直接做小试、中试，这时候我才开始融资创办公司，进行明升化，可以很快进行放大。

TBR：您创办的公司都是技术型公司，和商业模式类的公司，所需要的能力结构不同？

崔屹：商业模式类的公司像Uber，lift比的是谁做得早，谁的投资量大，谁开拓市场快，运营团队强。而我们是靠技术取胜的，当然商业模式也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