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静

2016年，“钱塘江工程科技群体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在各方关心和支持下得以立项“老app家学术成长”工程。因之前的采集工程仅有两个项目涉及群体，且群体项目与个人采集项目在涉及人、事、物等诸多方面各有不同。采集工程管理方在审核此类项目时也持有非常审慎的态度。正因此背景，在项目立项后，项目组深感责任重大，不但希望能圆满出色完成采集项目，同时也希望得到采集群体中诸多老专家的理解与支持，更期望能通过项目组的努力为钱塘江治江史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主要围绕集体采集项目的采集对象、采集内容、资料收集整理、未来长编和手机版撰写等内容展开讨论，表述个人在工作中的些许思考与体会。但因尚属阶段性思考与感受，且受限于个人水平，定有不当之处，还请相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采集对象的确定

钱塘江防治工程历史悠久，古人修筑海塘防御海潮，今人运用现代水利科技知识实现“江道整治与海塘修筑”并举，既解决了江道摆动不定、江宽水浅的问题，也修筑完成更为坚固的新式海塘。同时，工程很好地保留了涌潮景观和明清鱼鳞古海塘，产出巨大的溢出效益——围垦大片土地，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稀缺的土地资源。而这一工程的完成并不是由某一个人在短期内实现的，而是几代人通过不懈努力、逐步摸索历经近百年才逐步完成。工程实施过程中，涉及众多的人、事、物，如何确定访谈对象是项目组面临的首要问题。

通过前期详细深入的了解，项目组将访谈对象确定为四类：水利河口专家、技术组织及管理者、一线工程技术专家、已过世的专家学者。如此分类和确定采集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水利河口专家主要涉及从事钱塘江的江道治理和app研究的专家学者。这部分专家是采集的主体对象，主要涉及三代从事钱塘江治理工程的总工程师和技术骨干，分别是：第一代，戴泽蘅、李光柄；第二代，韩曾萃；第三代，潘存鸿。每一代治江专家都面临着不同的责任和任务，将他们确定为采集对象有助于项目组全面掌握钱塘江在不同时期所开展的治理规划。

其次，技术组织及管理者主要涉及钱塘江工程上级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水利建设工程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主管领导的思想往往影响和决定着工程的发展方向。故本项目组选择关键时期的关键领导作为采集对象，以进一步深入挖掘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最终，项目组选定两位极具代表性的浙江省水利厅已退休的两任老厅长钟世杰和陈绍沂作为采集对象。

第三，一线技术专家作为直接参与治江工程实施的前线技术专家，更应成为我们采集的对象。项目申报初期考虑访谈对象过多会造成项目组压力过大，担心无法完成采集任务，故仅选择几个代表性人物。项目经初期评估后，采集任务和采集目标更加明确，项目组将扩大此部分采集范围，增加对一线技术人员的口述访谈工作。

第四，已过世专家资料的采集。项目组之所以会列出此项内容，是因为钱塘江治理工程历时长，很多老专家已经离世，但他们为治江工程作出了贡献。故项目组将他们列入，希望能对他们所做与治江工程相关的成果加以收集整理。这项工作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治江工程开展的真实历史过程，尊重不同专家学者的贡献和付出。

二、采集内容的确定

群体采集项目不同于个体采集，项目中涉及的人事物非常庞杂，如何取舍？如何定位群体项目的采集内容？是项目组需要首先确立的目标。我们有过迷茫，也有过困难和疑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索，尤其是项目初期评审后，张藜教授给了很多极具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使得项目组重新定位采集内容，确立采集目标。现将这一过程进行简要回顾，谈些集体采集项目在采集内容确定方面的点滴体会。

钱塘江工程采集项目早在2013年就已着手开展部分访谈工作，初期是仿照采集工程的模板展开个人访谈。2016年正式成功申报“老app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因对集体采集项目不甚了解，初期的采集工作仍沿用个体采集的办法展开相关工作。这样的工作方式，使得我们的工作量将相当于个体采集项目的数十倍。项目组深感压力很大，时间、经费完全无法支撑项目的开展。2016年10月底，项目组参加初期项目验收考核，将项目开展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同时谈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会议现场张藜教授即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是工作方法和采集内容的不足，建议我们调整采集方向，以“钱塘江工程”为核心展开采集工程。

会后，项目组就此次验收会相关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展开讨论，重新定位和思考集体采集项目的采集内容。石云里教授明确提出：改变已有采集方式和采集内容，重新定位，弱化个人资料采集，强化“工程”群体性资料的收集整理，进一步扩大访谈对象的范围，全面系统展现钱塘江治江过程。

就我个人从事采集工程以来的工作体会，认为：采集工程中采集内容应包括三大部分，即访谈对象、访谈内容和资料的收集。

就访谈对象而言，钱塘江采集项目在访谈的对象确定方面，初期项目组认为已经非常充分，人数已经很多。现今发现仍不够全面，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扩大范围。

就访谈内容而言，钱塘江项目组前期人物访谈还是很成功的。一直以来，项目组虽面临压力，但仍能踏实、严谨地开展访谈工作，每位老先生的正式访谈次数都超过了3次，每次至少2个小时，这里不包括正式访谈之外的拜访和聊天。在正式访谈前，项目组根据掌握的老先生的资料起草初期访谈提纲；初次访谈结束，整理访谈资料，再根据访谈内容结合掌握的史料，发现新的问题，拟定新的访谈提纲，再次进行沟通，开展第二次访谈，反复进行。这样的方法费时、费力，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很大，但我们可以挖掘出深层次的问题和素材。且我们的态度和方式决定了老先生们对此事的认可度和重视程度。

三、资料的收集整理

采集工程开展初期，项目组按照个体采集的方法展开工作，资料的收集整理也计划以每个人为主体逐步展开，由此造成工作量大、项目组人员不足的困难。就资料收集整理而言，钱塘江小组走了弯路，但这个弯路是值得的。

钱塘江项目组第一代工程技术专家已是95岁以上的高龄，第二代专家也已80岁以上，主要领导也已80岁以上，对他们的资料采集已迫在眉睫。但逐一开展资料的收集整理，无疑是巨大的任务。目前，钱塘江项目组已完成戴泽蘅先生的资料整理工作，整理完成各类证书36件，信件213封，手稿51份，著作2本，扫描照片270张。老先生资料保留完整，除“文化大革命”时期主动销毁的部分资料外，其他与工作相关的资料被完整保留。对这部分资料收集整理，补充了钱塘江史料的不足，完整呈现了不为众人所知的治江细节，及治江过程中与中外专家学术交流的情况。

面对巨大的压力和资料的宝贵性等现状，项目组重新调整了资料收集整理的对象和内容。

首先，摸清专家存有资料的情况，确定可采集对象。目前，项目组初定收集整理戴泽蘅先生、韩曾萃先生的资料、陈绍沂老厅长的工作笔记。因戴总、韩总年事已高，且一直从事技术工作，掌握了大量与钱塘江治理工程密切相关的工作笔记、照片、图纸及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这些资料理应是采集的重点。陈绍沂老厅长有开会记笔记的良好习惯，其任职期间形成了大量工作笔记，这是了解管理层工作动态、上层决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其次，调整采集重点，项目组将集中精力围绕钱塘江治理工程展开相关资料的采集整理。基于前一阶段工作经历及采集专家组初期评审意见，项目组将调整采集重点和采集内容。根据各位专家拥有资料的可用度，衡量和判断哪些纳入资料整理范围。同时，与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和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保持密切联系，收集整理两单位保存的相关史料。

第三，资料整理编目问题。项目组根据目前收集资料的情况，资料整理编目严格按照项目管理方的要求开展。同时，根据本项目的独特性加以调整和说明。项目组已完成戴泽蘅先生除论文以外的其他资料的整理，未来的资料整理将在此基础上继续编目，暂时不将个体资料与“钱塘江”整体资料相混淆。但是，论文及学术专著将以“钱塘江”为主体展开编目整理，个人不单独建档。

四、长编及手机版撰写的点滴思考

目前，项目组的工作尚未进展到长编及手机版撰写阶段。初期验收之时，根据已整理戴泽蘅先生的资料情况，项目组作了很小一部分长编的撰写。今后，则需根据采集重点和采集重心的改变调整长编撰写的内容。与此相应，未来总手机版的撰写亦应与此相对应。长编是总手机版撰写的基础，但对于群体项目而言又有着其独特性。这里涉及到是突出“工程”还是突出“工程中的人”，侧重点不同，直接影响着总手机版的整体布局。现将不太成熟的思考加以阐述，也希望与学界的相关专家学者展开沟通交流。

就长编的撰写而言，钱塘江采集工程作为群体项目，为能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项目，小组应以钱塘江为主线展开长编的撰写工作。为丰富长编内容和佐证材料，除收集整理与此工程相关的学术论文外，着力收集手机版报道资料，作为补充材料，丰富采集内容。

现在谈手机版撰写为时尚早，但作为采集工作的重要内容，现今的很多工作是为未来的手机版撰写服务的，所以需要做一些思考和探讨。从目前项目开展情况来看，一线工程技术专家、较年轻的科技和管理者也将被纳入到访谈对象之中，手机版中是否每个人都要涉及，这显然是不现实的。那是否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塘江治理工程为主线，探讨不同阶段钱塘江治理工程的主体内容及主要专家学者的贡献，选取主要代表突出重点，同时兼顾一线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

五、结语

项目开展以来深刻体会到培训课程中各位专家为什么多次强调采集的“态度”。这是一项烦琐的工作，尤其是资料整理看似近乎机械的简单劳动。若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端正的态度，仅仅将其作为简单劳动来对待，我们将失去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是对口述访谈内容的辨误和纠错过程。每个专家都是普通人，作为人就有其优缺点，也有其愿意或不愿意表达的事情。但是，作为以史学研究为出发点的采集工程，就需要采集项目组探究历史真相，还原和呈现真实的历史面貌，刻画出一个个真实、生动、有血有肉的人，吹捧和恭维都不是史学研究者该做的。

（作者系明升中国水利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