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姝

从2015年10月，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国内各大学关于“双一流”的讨论和建设行动与日俱增，然而却鲜有真正跳出“世界一流科研”框架的。不可否认，近两百年来现代大学的重新崛起，依靠的正是基于社会服务的科研职能的壮大。早已走出象牙塔的当代大学，在国际盛行的各大排名榜面前，不得不将科研作为生存和发展的硬指标，也必须视科研为必争之重地而倾力攻占并竭力坚守。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世界一流科研”顺理成章地成为“双一流”的必备条件，或者说是立身之本。

那么问题来了——是否拥有“世界一流科研”就可以实现“双一流”了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且不说当前各种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特征的归纳总结；也不说明升中国大学在各大排名榜上的名次直线上升之际，部分国人仍更倾向于把孩子送到国外的大学，即便是相关大学的师生也难以感受到自己身处“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和自豪；单就大学的逻辑而言，大学作为存储知识、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文明之所，“世界一流科研”的实现也仅仅主要完成了其中“创造知识”的使命，其它的则只有通过人才培养来完成。各种根据亲身经历省思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的文章也屡见不鲜，它们所描述的个案虽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有个共同的结论：当事人所经历的那些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更为注重学生在校的生活和学习体验，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个性、更及时、更多元、更细致、更全面、更有效且更长效的帮助。为此，“双一流”建设需要尽力打造“世界一流科研”，但也同样需要高度重视“世界一流人才培养”的工作，尤其是要为创造“世界一流的学生成长体验”而殚精竭虑。

打造“世界一流科研”的具体战术诸多，不一而足，但无外乎人才的“引”、“养”和“用”，涉及大师、大团队和大平台，以及学术自由、学术治理、学术评价等重要概念。现实中各种相关举措都已较为成熟，且应用广泛，结果的异同主要存在于综合条件的杂糅。

创造“世界一流的学生成长体验”方面，目前世界上很多欧美大学，尤其是一些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圣安德鲁斯等，都有不少成熟的经验甚至是规范文本可以借鉴。比如，人人为学生服务的理念，标准化、精细化、多元化的校园生活管理，扩大化的服务对象和范围（必要时惠及家人、入学前及学生终生），优质的通识教育，重视个人素养和职业能力的培养，研究型本科教育，及时有效又细致入微的各种学习支持中心，转化教学的教学理念以及不断创新的教学技术，全面国际化的教育教学环境营造等。应该说，在这方面，明升中国的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比较大，其中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经济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或许更多的是理念和观念的落后所致。

“双一流”建设需要“世界一流科研”，也需要“世界一流的学生成长体验”，这二者是“双一流”建设取胜的两个重要法宝，是为“双一流”建设保驾护航的“双驾马车”，缺一不可。这是由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机构所肩负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使命决定的，也是一所成熟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的选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离开了后者，大学充其量是个“世界一流研究所”，而非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