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庆文

雷红星 

■本报记者 韩天琪

又到一年毕业季。按照一般博士生学制的规定，秋季入学满三年的博士生们此时正忙着最后的答辩，顺利的话不久就可以拿到学位毕业了。不过近几年来，虽然博士生招生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毕业博士生人数却逐渐趋于稳定。明升手机版(明升中国)博主于淼在《二十年博士延期之怪现状》的博文中进行了一系列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上目前博士生延期毕业概率超过了50%。

为什么会出现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现象？这对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改革提出了哪些要求？《明升中国app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明升中国app院相关科研人员。

博士生延期毕业挺无奈

北京某高校软件专业在读博士生张克（化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是其攻读博士学位的第6年，2011年入学的他本以为在2014年会顺利毕业，不过因为毕业论文及发表论文都不太顺利而延期至今，并且尚未有清晰的毕业时间。

张克坦言，博士阶段的学习与硕士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为了训练他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导师以一个“准科研人员”的标准和要求培养他。“说实话压力挺大的，一直拖着不能毕业，学业压力大不说，就业也受影响。”张克说。

针对这种现象，明升中国app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雷红星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每个培养单位都有自己的博士生培养要求，比如说像中科院的很多研究所就要求博士生在毕业时发表SCI文章。“很多科研工作是探索性的，不一定能按照毕业时间发表，而且文章的审稿也需要周期。”雷红星说。

张克正是由于发表论文受阻影响了毕业计划，而且据张克介绍，在他身边与他情况相似的同学不在少数。

多方原因造成

“我们必须客观评价目前教育改革之后的博士生招生、培养和毕业的现实情况。”明升中国app院地理app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是按照精英类和研究型人才来培养的。但近些年，特别是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以后，研究生培养模式与当年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后绝大多数是去科研单位，但现在有相当比例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毕业后不进入科研单位进行科研工作。全社会、培养单位和硕士生、博士生本人的要求都发生了改变。”在闵庆文看来，这三方目标的变化是造成博士生延期毕业状况普遍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也让老师们无法顾及到所有学生的培养。“中科院的老师普遍带学生比较少，很多一届只带一个学生。但很多高校老师和博士生的比例是失调的，这会对博士生的培养有所影响。”雷红星说。

同时，入学博士生的生源质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博士生有很多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接受了较好的学术训练。“也就是说，在出口时按照精英类的标准要求，但入口时的生源质量是参差不齐的。这其中老师和学生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时间是有区别的”。以闵庆文的切身体会，博士生生源质量的参差不齐造成了所需付出努力和时间的差异，也对毕业年限有所影响。“在博士生培养阶段，这种入口和出口的落差，的确导致了博士生培养工作的现实处境。如果说按照精英类和研究类来培养的话，这个学生所付出的代价和时间相比以前就要大得多。”闵庆文说。

还有就是就业因素，一个国内一流高校的本科生毕业后的出路无非以下几条：在本校读研或直博，到别的培养单位读研或读博，出国读研或者读博，还有就是就业。

“由于一流高校学生的素质普遍相对较高，所以在社会的就业机会比较多，好多人在毕业后直接选择了就业。学生的选择在其中就分流了。如果一流高校的本科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的目标就是做学术研究，他（她）在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往往全力以赴，很少出现延期。反而是科研目标不太坚定、随波逐流的博士生群体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科研目标不坚定，可能就没有打下很扎实的学术基础，面对高标准的博士培养要求时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闵庆文补充道。

培养机制有待完善

闵庆文强调，我们必须对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合理的定位，首先要明确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分别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其次，现在很多高校都在建设研究型大学，进行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对此闵庆文认为要做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分类。“国外有很多高校可能不培养硕士、博士，但会培养社会中需要的人。整个博士生培养制度的改革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医科大学的医生，但护士很少？我们有一大批人读硕士和博士，想进入高校工作，但我们缺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这里面有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弄清楚社会的需求，而一味地抬高学历。”

闵庆文认为，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分类的基础上应该对人才进行分类，不能简单用学历来衡量人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医生，既有做理论研究的医生，也有临床的医生，法律专业的学生将来既有做律师也有做法学研究的。“我们在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中应当有所区别。app研究特别是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必须有敬业的精神，而不是为了逃避社会责任和就业压力选择继续深造。这就需要改变社会观念并建立引导机制。”闵庆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