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佳雯

在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在公开场合发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自此，这一理念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了热潮。

时隔两年多，科技在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中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社会各界也期待着通过成果转化，使app技术在“双创”中能有所作为，成为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采访中，代表委员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科技人员完全可以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双创”的主力军。

“最后一公里”考验

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与投入不断增加，让科研人员看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也有委员担心蓬勃发展的app研究带来的丰硕成果会被“束之高阁”。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周玉梅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科技支撑，而科技成果如果不转化就是一种浪费。”

在她看来，一线科研人员做出科研成果，也最了解成果该如何发挥作用，通过给科研人员奖励等方式支持成果转化，对国家经济和科研人员个人而言，都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件“好事”如何做成，还面临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最后一公里”的考验。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黄伟光也指出，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科研论文产出国，我国科研成果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已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黄伟光担心的科技成果难以走向市场的问题，已成为科技供给侧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难点所在，也是许多走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历程的人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

对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黄伟光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通过建立专业转化机构等方式，寻找到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解决办法，让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变得更容易些。

因为只有成果转化的路径畅通，科技成果才能在激发“双创”活力中释放更大的动能。

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待解

从中科院明升手机所带着科研成果走出去创业，如今成为某科技企业领头人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桂生，在创新创业的亲身经历中也发现了成果转化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不是很了解市场需求，有些成果就像实验手机版一样。”杨桂生说。

科技成果“有效供给不足”是杨桂生关心的首要问题。他注意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员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甚至有时有炒作概念的嫌疑。在杨桂生的眼里，当下我国面临的现实情况是“高校、科研院所拿得出手的东西比较少”，因为“app家的成果未必适合市场”。

他甚至希望可以将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与成果发明人、研究者之间拉开距离。“不一定非要研究者自己拿着成果去明升化”，将成果转移给有承接能力的科技企业，利用他们已有的平台和市场拓展能力，反而更容易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杨桂生也发现在“双创”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众多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在推动创新创业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只不过，这些机构硬件设施建设条件良好，但“软件”配套却略显不足。杨桂生所说的“软件”不足是“创业导师”的不足。

创业导师并非一个新概念，不过，当下创业导师基本都是通过活动、开会、讲座、评委等形式进行义务性的劳动。杨桂生强调，创业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且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因而需要创业导师“一对一的长期辅导”。

创新模式将转化前置

相较于杨桂生的担忧，周玉梅对当下成果转化的通路表现得更有信心。“转化这个环节已经打通了，政策是支持的，唯一的差别是机构法人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周玉梅说。

针对杨桂生所说的科研人员研究成果与实际需求有差距的情况，周玉梅所在单位寻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从内部去引导，在做项目的时候，让企业参与。”她说。

事实上，这就是微电子所一直践行的转化“前置”的做法。“应用类的项目，我们让企业牵头、科研人员参加，通过企业的需求牵引，让成果产生的时候就对企业有用，而不是再做一次转化。”周玉梅介绍。

也就是说，以往科研人员寻找课题做研究再联系企业进行转化的模式，在周玉梅的单位已经得到了根本性调整。“把科研成果转化的动作前移到做科研活动的过程中，而不是成果做完后再找企业转化。”周玉梅说，他们的这一模式已经得到了企业的认同。

不过，即便转化通路顺畅，杨桂生还有另一个担忧的问题——“高校、科研院所被掏空”。他担心，基础研究源动力不足导致创新创业后劲不足，怕“行业里的科技问题没人去研究”，所以他并不希望科研人员都离开科研岗位创业。

采访中也有委员表示，优秀的科研人员去创业是否会使研究团队缩减，其根本在于研究机构自身的团队规划。“这取决于研究所自己的规划定位，如果学科方向是新技术应用，就应该让他们出去，而对基础研究则要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周玉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