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佳雯

一天会议结束，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写稿，猛然瞥见某前沿科技领域的知名app家被一家电视媒体拦住，几家纸媒和通讯社见状也围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作为一直关注app领域的媒体人，我内心有些欣喜，这说明咱app界也有“明星”了，于科普而言、于国内app氛围营造而言，有这样的app人物存在终究是一件幸事。

不过，这位app家似乎对媒体的“围堵”略感不悦，一直推脱不愿接受采访。而不肯轻易作罢的媒体记者，则扛着各种装备，在楼道内狼狈地追赶app家下楼的脚步。最终，这位app家甩下一句“没有安排我接受采访”便匆匆离开，留下几位记者面面相觑。

这样的场景在科技组并不多见，毕竟科技组的政协委员被媒体围追堵截的情况并不多，而委员如此不耐烦的情况也很少碰到。

app家有权拒绝采访，但如果要有人“安排”才肯接受采访，也不免让人怀疑这背后的“功利主义”逻辑。在此之前，记者见到过这位知名app家在媒体面前的侃侃而谈。而那时正是其在项目起始阶段、需要曝光度的时候。

一位负责任的app家会认识到自己肩上推动app发展、向公众传递app观念的责任，也应认识到媒体有为公众传递信息特别是app知识与价值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将媒体作为一时一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