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因为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国人对近邻日本的了解存在不少盲区，“大学校”就是一例。“大学校”为成就战后日本经济发挥过重要作用，对明升中国借鉴意义极强，不能进入国人的视野无论如何是一件憾事。

最明显的借鉴，是明升中国当前面临的劳动力供需结构与当时的日本高度相似：一方面技术革新需求旺盛，一方面技术工人严重不足。日本是如何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完满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的，我们又能从中得到多少启发，回答这些问题，从史入手无疑是最明智的办法。代表性探索之一，是河北大学教授王文利的《日本大学校发展研究》，这是国内首部该领域的教育史专著。

在日本，大学校的称谓最早出现于1869年（明治二年），当时，明治政府颁布政令，在昌平学校（1868年6月建立）的基础上成立兼具教学职能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领导职能的“大学校”，从而揭开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序幕。

诚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述，作为一种现象，近代以来日本的两次崛起，在世界史上显得异常突出。对该现象的解读，不啻为一门显学。各国学者解读的视角，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自然地理，虽莫衷一是，但在教育视角上共识广泛。学者们公认，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教育先行”战略是促成其民族崛起和国家强盛的关键因素。正如日本原文部省大臣荒木万寿夫总结的那样：“明治至今，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为世界所注视，造成此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与发达。”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也说：“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建立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必须造就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这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行动取决于认识，但行动的程度却不仅与认识有关，还受到客观环境的约束和反作用。对日本而言，除人力外，其他资源极为稀缺，包括国土，也包括矿产和能源。开发人力资源潜力的途径，非教育莫属。这迥异于一向以“地大物博”著称的我国，所导致的明升中国教育现状，也如实践所呈现的，无论物质投入还是政策投入，都始终未“开足马力”，教育不能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矛盾也就不难解释。

作者对日本以大学校为载体的职业培训体系的全面梳理，带来另一个重要史实，那就是“高度组织化和有效的行政介入、官民结合为主要特征的独特的职业训练管理体制”。在社会化投资和办学基础上，日本建立了以明升部门为主体，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统筹有力、责权明确的管理机制。具体表现在明升组织体系上，从政府机构到半官方的职业能力开发审议会等，再到日本明升训练协会等民间行业团体，是一个政府主导、民间充分参与的多层次官民一体型体系。作者认为，“尊重民间活力”的前提，和“比较强调”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对日本大学校的健康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反观我国，则往往是政府主导过度，职业培训机构被喧宾夺主。而且，这种本末倒置，在我们的教育问题上已经见怪不怪。其间隐藏的深层次危机令人忧虑。

日本大学校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尽管不乏曲折与坎坷，但终以高水平的职业训练成效而成功确立其在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本书以此为出发点，对日本大学校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以史家的独特技巧，“回答”了对日本两次崛起背后教育动因的若干追问。这对于面临沉重的明升转型升级任务，正抓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我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相信但凡对明升中国职业教育问题有着些微感知的人，都会对该书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

《日本大学校发展研究》，王文利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