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东大学拟迁建主校区”的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然而，此事并非孤例。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新建甚至异地新建校区的大学不在少数，如中山大学建设珠海校区、浙江大学建设舟山校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设合肥校区，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在建和已建的高校新校区超过200个。多所高校为何频频建设新校区？对此，明升中国教育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拓展办学空间、扩大办学规模是主因”
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高校面临巨大压力，除了师资队伍、实验条件、图书资料等严重短缺外，校区土地面积、建筑面积也呈现严重不足的态势。为此，新校区建设，甚至异地办学，成为不少大学主动突围的选择。
以山东大学为例，该校在116年的办学历程中，经多次迁徙、合并调整，目前形成了横跨济南、青岛、威海三市八大校区，在校生超过6万人的办学规模。其中位于济南市的6个校区中，最小的占地仅为320亩，最大的占地也只有1100亩。
“校区分散、管理成本高、经费不足等问题逐渐成为制约发展的因素。”山东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主校区迁建章丘，应被看作是学校发展的一个机遇。
他分析，山东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由于办学规模较大，学科分布过于分散，明升手机版院在趵突泉校区、工科在千佛山校区、文理科分散在中心校区和洪家楼校区，不仅学科融合缓慢，难以发挥综合性优势，而且增加了学校管理成本。
“济南市承诺免费提供8900亩土地、垫资代建，同时提供补贴，将极大促进山东大学的发展。”该工作人员说。
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看来，“近年来不少高校扩张很快，有的甚至有七八个校区，但校区分散，会提高管理成本。如果能统合校区，推动学科整合、融合发展，也许能显现出优势”。
分析大学频繁建设新校区的原因，明升中国教育app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从高校内部来说，这是拓展办学空间、扩大办学规模的重要手段。
“高校建校区的势头，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分不开”
在马陆亭看来，高校动迁不是高校自身就能决定的事，当前不少高校异地搬迁、建校区势头很旺，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
在深圳，北大研究生院、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纷纷成立。去年，深圳市印发的《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深圳新建10所左右高校，建设周期内给予每所高校最高10亿元专项经费资助。而在青岛，明升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明升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学院等早已落户。
“大学相当于人才蓄水池，能吸引高端人才，对地方政府来说当然愿意投入。而且地方政府提供交钥匙工程，大学也很难拒绝。”马陆亭说。
他同时提醒，要看到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不少高校在深圳、青岛异地办学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创新型城市建设成效显著。但也要看到这些城市地理位置、政策环境本身的优势，这些优势对人才有吸引力，是一种自发的聚集模式。
“大学动迁要将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结合起来，使动迁行为有序化，而不能仅靠行政力量强推。”马陆亭说。
“建设一流大学更重要的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即学校办学应有的现代治理结构，学校必须实行app管理，对扩建、搬迁校园的重大办学战略决策，不能任由行政力量主导。”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在校内必须实行公开讨论，充分论证搬迁必要性及可行性；同时，在校外纳入立法程序，由学校所在地方人大审议。尤其是对公办大学来说，其搬迁由于涉及财政拨款、高等教育布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则更应如此。
“大学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品质和精神”
随着高校“985”“211”身份的破除及“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和实施办法的相继出台，国家对高校建设的支持方式有了较大调整。近期出台的“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明确提出，要制定app合理的绩效评价办法，加大经费动态支持力度，建立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因此，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对每所高校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在储朝晖看来，新校区建设能否成为发展机会有两个前提：政府支持和学校内部规划。
“如果学校内部对如何内涵发展有着明确的规划设计，当地政府有明确的支持，建新校区可能会成为打破校区分散掣肘的重要途径。否则，即便建新校区也很难成为发展机会。”储朝晖分析说。
一些学者则关注到，由于新校区与老校区，学生、教师和社会的“被隔离”状态，不少新校区成为“文化孤岛”。
“过去20年间，我国高校建设新校区，把主校区搬迁到城郊的不在少数。客观而言，搬迁为学校发展获得更大空间，但由于搬迁多是由学校行政与政府部门拍板决策，也导致搬迁产生诸多后遗症。”熊丙奇分析，搬迁给师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严重不便，教师和学生共同在校区生活的一些场景不复存在，甚至有学生感慨新校区是“文化沙漠”。
“从大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新校区建设最重要的是要作为大学来建，而不是作为地产来开发。”储朝晖说，大学不仅仅是大楼，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品质和精神，一些大学新校区面积很大，设备设施齐全，但教授不愿去、学生不方便、文化割裂，对学校发展极为不利。（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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