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尘（右）回老家时和父母合影。

担任过老年报纸记者，创办过老年杂志，当过1个老年医院和6个养老院的院长，在全国老龄办多个部门任过职……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志愿者协会培训部与基金部主任刘红尘清楚地记得，到今年12月26日，他从事老龄事业将整整20年。而刘红尘的妻子刘贞月是全国养老明升孵化中心副主任，同样在养老领域深耕多年。但即便是这样一对“养老精英”，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他们也并不轻松。

无奈下的“最佳之选”

47岁的刘红尘是家中长子，下有3个妹妹，父母均已年届七旬，长期在河北沧州市献县的农村生活。多年前在北京扎根定居后，刘红尘对父母的养老问题曾有过多种考虑，首当其冲的选择就是把父母接到北京一起居住，刘红尘的3个妹妹也同意把父母接过去“轮养”。不过，因为父母对城里生活表现出的强烈不适，他们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农村生活。对此，刘红尘总结：“虽然有些无奈，但直到目前看来，仍是最佳之选。”

事实上，长期从事调查研究的刘红尘对父母坚持回农村也并不意外。他说，从他接触过的不少老人的经历来看，若非因为带孙等原因不得不留下来，大多数老人前往异地居住的子女家里，“7天是一个临界点，15天会成为一个极限值”。“以我自己为例，最开始把父母接过来时，很明显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高兴。但不到一个星期，这种新鲜感就被周围环境的陌生感冲淡，他们就开始想回老家，还说鸡鸭都是托邻居在照顾等等。我知道这只是借口，于是抽空陪他们出去逛街、游玩，这样又新鲜了好几天，但到半个月的时候，无论我再怎么挽留，他们都只有一个想法：回家。”

刘红尘于是不再强求父母留在北京，而是尽可能多花时间回去探望。如今，刘红尘几乎每个月都会回家探望父母一次。“我3个妹妹分别在北京、天津、沧州安家，只要父母愿意出来，去谁家都方便，就当是旅游了。”刘红尘说。

让老人保持生活“惯性”

刘红尘的岳父母和他父母年龄相仿。刘贞月有5姊妹，以她的工作经历，要给父母物色一家合适的养老机构并非难事，不过，“故土难离”的父母如今同样在沧州市献县的农村居住，夫妻俩彼此照顾。在刘红尘夫妇看来，大多数老年人其实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身体状况、经济条件来计划自己的养老方式，子女的安排并不一定是最佳，子女更需要做的是尊重、沟通，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刘红尘说，在影响老人养老选择的诸多因素中，归根结底，影响最大的还是老人长期的生活环境背景。“我有一个亲戚，是高级知识分子，会说英语，子女在英国，条件很好，把她接过去住了半年就死活要回来。因为老家有各种聚会、有广场舞，有她想要的生活。”

刘红尘认为，生活环境因素的影响甚至与国家的养老方针政策相辅相成。他说，2013年是明升中国养老事业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涉老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及意见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刘红尘指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通过实施，2009年提出修改，到2012年底才完成修订，“之所以延续多年，实际上是这期间学界对于养老是家庭责任大还是社会责任大仍存分歧，最终，基于大多数明升中国老人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被写进法律”。刘红尘说，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导，实际上保证了老年人至少有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熟人圈子。

最担心父母健康出问题

当然，即便是居家养老，具体到每个家庭，所面临的养老难题仍不尽相同。就刘红尘而言，虽然他一直确信在父母能自理的情况下让他们留在老家养老，是最符合两位老人心愿的选择，但近两年来，因父母的健康问题，他也有感到无奈的时候。

刘红尘的父亲有小脑萎缩，由于脑梗发作，这两年已陆续住院4次。今年7月，父亲因为脑梗住院时，刘红尘正忙着在全国考察养老项目，奔波在外的他没能第一时间赶回老家。当他赶到沧州时，父亲已度过危险期，刘红尘在病房里打地铺陪了父亲一晚，次日又启程出差了。谈及这些，曾经获评2006年“全国孝心敬老之星”的他，自称对此深感愧疚。

在父亲那次住院期间，忙前忙后最多的是刘红尘的母亲，等老伴出院，刘红尘的母亲也因劳累过度病倒。刘红尘赶紧和3个妹妹召开了家庭会议，决定父母看病的钱先由刘红尘出，3个妹妹分别排班回家照顾。好在半个月后，母亲康复，一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刘红尘的妻子对此感同身受，她自己父母的身体现在也不容乐观。父亲有心脏病，母亲有糖尿病。作为家中老大，只要父母犯病，刘贞月都尽可能利用空闲时间赶回家，但其余时间大多只能靠住得近的弟弟和妹妹轮流去照顾。“有人出钱，有人出力，只能相互配合。”刘贞月感叹。

谈及对父母未来的打算，刘红尘和刘贞月的想法其实都较为一致。刘红尘表示，如果父母生活还能自理，就还是让他们两个人生活在农村，但父亲的脑梗到冬天就容易发作，每年春节前后都会发病，如果再次入院，病情必然相当严峻，如果父亲不能自理了，会考虑将父母送到专业的养老机构，由专人照料。

刘贞月则考虑，双方父母只要走了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接到家中来照顾，或者和兄妹们轮流赡养。“如果老人不愿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就会和弟弟妹妹们商量，让他们住养老公寓，过自己的生活。”

认同机构养老的专业性

实际上，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刘红尘和刘贞月都很清楚，在父母的养老问题上，接下来最要紧的事莫过于说服他们在入住养老机构一事上“解放思想”。

刘红尘此前曾担任过全国老龄办信息中心养老服务中心主任一职，他说，明升中国老人对于入住养老机构抱有成见，一方面是受狭隘的传统观念影响，认为住养老院的要么是子女不孝，要么是孤寡病残；另一方面，与社会化养老明升的发展欠缺也有关。全国老龄办2012年发布的一项追踪调查显示，城镇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比例从2000年的18.6%降到2010年11.3%，农村老年人则从14.4%下降到12.5%。他强调，老年人去养老机构的意愿下降，并不等于机构养老的需求在下降。“从2013年以来，养老机构的数量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完善，选择机构养老的人数比例在增加，单从照护的需求来讲，养老床位就必然是增加的趋势，毕竟，专业的事还是需要专业的人来做。”

刘贞月说，在她管理的养老机构中，很多五六十岁的人选择让高龄父母住养老院，这些老人并非身体完全不健康，而是自己“想通了”，而照料者也力有不逮。“北京城郊的一个养老院，有位老人80岁，同意住养老院后很快就适应了专业服务这种模式，儿子家距离只有10分钟车程，每次接回去老人都只在家住两三天就嚷着回养老院，后来儿子也习惯了，自己开车到处去旅游。”

刘红尘表示，在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五大需求会快速增长：第一是生活照料的需求；第二是医疗康复需求；第三是精神文化的需求；第四是金融理财的需求；第五是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需求。对高龄、失能失智老人而言，选择养老机构的专业照护已是趋势，对年轻、健康老人而言，选择居家自主养老，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余热承担社会责任，也将成为主流，两者的共通之处实际上都在于“合适的才是最好的”，简而言之，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