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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才妃 来源: 发布时间:2017/11/28 9: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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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经历 职称评审“硬杠杠”?

 

图片来源:视觉明升中国

评职称关键还是看学术上的能力和水平。回到这一点,教师们自然而然会去加强国际交流,因为通过国际交流的途径才可能走在学科的最前沿。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年末,各高校又迎来紧张而繁忙的职称评审。日前,《明升中国app报》重点关注了教师职称评审下放高校的相关话题,其中“高校评职称须海外访学经历”这一要求在明升手机版(明升中国)上引来了网友热议。

在相关报道的评论中,有网友表示:“学校以评职称为要挟,来逼迫大家访学。这等于是无海外访学一票否决啊!除了人为设置障碍,浪费教师宝贵的精力、时间,浪费国家大量资金外,毫无益处。”更有网友反映,“单位(职称评定)直接取消了学术方面的要求,还美其名曰‘创新’。”

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高校教师,他们中多数人表示,评职称要求海外访学经历的规定应当取消。那么,现在是否到了取消这一规定的时候了呢?

“妻离子散”的一年

这些年,国内某大学副教授张彬成果丰硕。然而,一条学校的规定“评职称须海外访学一年”的要求,却使他陷入了两难。一方面,评职称卡在访学经历上,另一方面,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离不开他。

“大家私底下把海外访学一年的要求,形容为‘妻离子散’。”张彬说。拖家带口海外访学在张彬身上并不现实,学校提供的经费原本就“紧巴巴”,还要自己“贴点儿”,况且孩子尚幼,妻子是中学教师,不大可能和他来一场“说辞就辞的旅行”。

对于学校评职称要求的海外访学经历,上海某“985工程”高校副教授王艳也表示不认同。她的理由很实在,在国内不仅有课题要做,偶尔带一带培训,收入可观。然而,一旦出国访学,学校只提供基本工资,“收入上大打折扣”。

事实上,高校评职称只看重教师是否有海外访学经历,并不在乎教师个人能力是否提高,也不对访学成果做要求。于是,访学者就出现了两类:一类是拖家带口去国外旅行,一类是矢志科研认为出国一年意犹未尽。

前者在一些高校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教师们拖家带口扎堆往美国、澳大利亚等教育水平高且生活水平相对能接受的国家,而愿意去欧洲高消费国家的教师则占少数。

张彬在中科院的同学则属于后者。出国两年半,回国后成果丰硕,他私下和张彬交流:“至少出国两年,才会有实质性的合作或成果。”而这名“学霸”之所以能待两年半之久,前提是未婚。

然而,政策上的“一刀切”却使得无论文理工科的教师都陷入了海外访学的各种窘境。

何以成为“硬杠杠”

让人费解的是,在教育国际化的今天,教师出国访学已是一件平常事。为什么高校要在职称评审中强调海外访学经历,并在事实上将它作为评职称的“硬杠杠”呢?

“很多地方院校为了学科点的发展,‘逼’着老师们出国。”张彬曾经参与过学科评估材料申报、学科点申报工作,表格里明确要求填写是否有出国经历。如果比例不够,申报就不会成功。

对于张彬所反映的情况,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中心主任闫月勤表示“的确存在”。

实际上,在她所做的国际化评估中也有同样的观测点——要求教师有一年的海外留学经历,尽管高校不会因为他们所作的评估派教师出国,但“学科点是学校、教师的立身之本,为了保留学位点、完成学科评估,管理部门不会轻易放弃用职称评审驱动教师出国的逻辑,这也是当下高校的无奈之举”。

这一“缺乏高度”的做法,甚至被不少人质疑为,是为了解决一个“过时”的问题。

的确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我国高校招聘的大学教师没有海外留学、交流背景。如今,他们大多40岁左右,俗称“土博”教师,外语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尚可,但与国际人士交流能力欠缺,工作至今尚无海外访学经历。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樊秀娣指出,如今这一问题基本已不存在。随着教师队伍门槛的提高,越来越多高校倾向于招聘“海归”,教师有海外留学背景成为入职的一大条件。科技也在改变传统的学术研究方式,发达的通讯技术使得接收国外最新研究信息以分秒计算,没出国的教师也不是闭目塞听的群体。

“为了评职称去访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办法。随着1977级、1978级老教师退休,教师队伍中‘海归’逐渐占主体,这项政策的明升m88力最多再持续四五年,就没有必要了。未来高校逐渐向世界一流大学靠拢,不光是招聘‘海归’进入教学单位,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教授,也不再是为了评职称出国一年,而是纯粹为了科研、教学的需要。”闫月勤说。

以成果论职称当呼吁

“仔细琢磨,针对40岁及以上年龄层教师制定这样的要求并无道理,因为评职称对于他们而言,只需要学术水平在本专业领域达到相应的高度,如果该专业并不需要太多海外交流,凭什么用海外经历卡死他的上升通道呢?”樊秀娣质疑。

在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看来,起码本土化很强的学科,如明升中国历史、明升中国哲学、中文等教师并不一定非要有这样的要求。

“职称代表了教师的学术水平,与教师是否有海外经历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采访中,多位受访者表达了这一观点。而海外访学后,大部分人并没有成果产出,高校的投入与产出明显不成正比。

“评职称关键还是看学术上的能力和水平。回到这一点,教师们自然而然会去加强国际交流,因为通过国际交流的途径才可能走在学科的最前沿。”樊秀娣的这一观点,也代表了很多教师的心声。

那么,呼吁在职称评审中取消海外经历,就不能只是一撤了之了。

尤小立认为,在职称评审中,所有的经历都要有所淡化,包括拿了多少国家课题、获得了什么级别奖项、有什么样的海外经历。他赞成复旦大学执行的代表作制度,“最有说服力的就是5篇代表作,交给同行评议,以成果的学术价值定职称”。

他指出,如今高校存在拿课题靠走关系等不公平现象,引发了一些争议,导致优秀学者退出大学、科研机构,这无疑是人才流失。一些学者成为了“科研老板”,让博士生、硕士生替自己干活,把科研当作“经营”,导致自身科研水平无法保证。

“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简化职称评审标准。简化之后,不仅更容易操作,而且搞猫腻的机会也少一些。同行评议因执行的是匿名评审,把评议结果向被评审者公开,至少是小范围内公开,彼此之间也无怨言。”尤小立说。

粗放型管理须改变

如前文所言,有专家建议海外访学要看成果,教师们又反映成果没有两三年出不来,而现在评职称要求海外访学的经历是一年,一年对于教师们而言已是“离家已久”。那么,产生这一系列连环的矛盾说明了什么?又该如何解决?

“说明了现在的政策没有理解大学的教育理念,高校改革并不关心内容,做了一件事就认定为是改革,不管其结果怎样,让底下人自己‘消化’。”尤小立说。

在这样心态下,“我们看到了国际化的重要,也采取了应对措施,但管理部门的措施太过粗放。”闫月勤指出,教师出国一年,刚刚融入团队,开始共同的研究,尚未深入,在政策的要求下就必须回来,而回来之后高校后续政策没跟上,易使得教师研究就此中断。

她进一步指出,如今高校的后期政策都是“一刀切”,正常的途径应是教师出国之前就有规划,带着目标、任务去访学,回国后高校有相应的评价机制,考察教师在外的计划是否完成。而一些教师在国外访学正做得方兴未艾之时,无论是国家,还是学校层面都要有后续政策,经过评估发现支持点,让他们继续留在国外深造或用其他方式帮助他们的研究“发育结果”,从而让学校获得最大效益。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防止部分抱着旅游心态的教师把计划定得过低。闫月勤建议,高校须制定app的机制,总结每年的经验,把管理做得更app细化。“学院、教研室了解这名即将海外访学的教师的研究水平,教授委员会可以据此提出一个适当的工作量。对不同学术资历的人提出不同要求,能挑战更高的学术目标更好,挑战不了也要完成基本要求。”

除此之外,闫月勤还呼吁,海外访学在形式上要实现多样化。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让教师出国做真实的科研;通过孔子学院,让教师轮流去教学。用实实在在的科研与教学机会促进国际交流,教师在国外继续从事科研或教学,收入上可以保障,对生活上的冲击也更小。

樊秀娣补充,随着国力强大、科研水平提升,未来的国际合作经历当是平等的对话与沟通,不光是我们走出去,还要把国外的“大牛”请进来,用他们国际化的视野辐射实验室乃至学科、学校。如此,才能真正地把国际交流带来的效益扩大。

《明升中国app报》 (2017-11-28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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