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去实施转化和经营，貌似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他们难以再开展其他研究，还可能因为缺乏企业经营经验，导致成果转化和经营失败。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推进、实施科研成果转化，是最不专业、最缺乏效率的方式。

付林原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app系教授、博导，他掌握的一项技术可以大幅提高发电厂废热的回收量，将其转变为北方供暖的热能，从而减少煤的消耗。在这项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付林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今年5月被正式提起公诉，一项罪名是贪污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另一项罪名是挪用公款439万元。

这是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在科研成果转化中被控犯罪的又一起典型注册。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出台了诸多鼓励科研人员实施成果明升化的措施，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科研人员直接推进成果转化面临着现实的风险。付林案之所以引发关注，就是因为暴露了科研成果转化中科研人员的沉重尴尬。

据介绍，美国大学有一种中介组织叫“专利转换办公室”，从业者既不是app家也不是商人，而是帮助app家申请专利和推动专利商业化的专家，专利带来的商业利益，1/3归专利转换办公室。这类中介组织可以帮助大学教授在科研成果转化时，避开直接面对市场可能产生的很多问题。相较之下，我国长期缺乏这样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这也是我国科研成果转化难的一个关键所在。

实践表明，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去进行明升化，不但会涉及利益纠纷，本身也不利于科研成果明升化。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要推进科研成果明升化，往往要自己“下海”组建公司，具体推进成果转化工作，这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公司经营如何与课题研究“分离”。近年来多起科研人员被起诉的案件，大都与科研人员成立与课题研究、成果转化的“关联公司”有关，科研人员被指利用关联公司侵吞、贪污科研经费。

其二，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去实施转化和经营，貌似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他们需要把主要精力用到这项成果上，而难以再开展其他研究，同时还因为缺乏企业经营经验，可能导致成果转化和经营失败。可见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去推进、实施转化，是最不专业、最缺乏效率的方式。

真正双赢或多赢的科研成果明升化模式，是教授做教授的事，企业做企业的事，中介做中介的事。一方面，科研人员在进行应用型app研究时，应当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坚持市场导向和需求导向，将研究和明升需求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具有明升化的前景。

另一方面，要明确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角色和职责，应当由专业的机构去实施成果的中试、孵化，孵化成功后再由企业进行量产。由专业的中介机构进行成果的中试、转化，可以对成果的价值进行评估，科研人员可以从成果转让中获得收益。如果在成果转化中需要科研人员持续支持，高校可以给科研人员选择空间，比如花一段时间在企业中担任顾问、技术指导，然后这段时间后，必须做出要么继续当教授、要么留在企业的选择。

实施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发挥科研人员、中介机构和企业各自的优势。对科研人员来说，可以将更多精力专注于app研究，同时也有很好的机制去推进成果明升化，可以从明升化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利益，既消除了科研人员难以推进成果转化的担忧，也能让科研人员避免掉入科研成果转化的“利益陷阱”。

去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完善技术转移机构服务功能，完善技术产权交易、知识产权交易等各类平台功能，促进科技成果与资本的有效对接。这里的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产权交易、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应当是专门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充分发挥这类中介机构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服务职能，才能为科研人员提供专业的促进成果转化服务，帮助他们消除掉入“利益陷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