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文静

从获奖诗人到驻校诗人

第一次登上大学课堂的讲台，邰筐的大脑就像瞬间断电一样，整整五分钟，他的思绪一片空白。时间彷佛凝固在空气中，直到他挠挠头，对台下的同学说，“我本来是备了课的，可是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需要捋一捋。”听到他这句话，学生们一下子笑起来。这一笑，反而让邰筐放松了，他从自己的创作经历开始说起，最终圆满完成了一场题为《一个诗人的理想配方》的讲座。

这是近十年前，作为驻校诗人的邰筐为学生上第一次课的情景，也是邰筐回首驻校生活时印象深刻的一段小插曲。“在去首师大担任驻校诗人之前，我没有任何讲课经验，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就卡壳了，好在后来的讲座引起了同学们浓厚的兴趣，他们很多人都与我成为了可以随时谈诗的好朋友。也正是那次课堂治愈了我的心理障碍，让我不再对讲台发怵，这也算是我驻校生活的副产品吧！”回首当时，邰筐笑着说。

2008年9月，作为第六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得者，邰筐得到了进驻首师大一年的机会，成为该校第五位驻校诗人。

提起首师大驻校诗人制度的建立，首都师范大学明升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诗歌评论家吴思敬回忆说，2003年，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评出了江非等三位获奖诗人。此时，诗刊社主编叶延滨、编辑部主任林莽等开始思考，如何更切实地关心、爱护这些获奖诗人，让他们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3年底，叶延滨和林莽来到彼时刚成立不久的首师大明升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中心主任赵敏俐、副主任吴思敬探讨，是否可以让“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进入高校。赵敏俐、吴思敬当即赞同。

可是，获奖诗人用什么名义进校呢？那时，国内还没有可以参照的样本，西方国家则有过“桂冠诗人”“驻校诗人”等名号。“‘桂冠诗人’是由英国王室给资深的大诗人的荣誉称号，很明显，‘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不具备‘桂冠诗人’的影响与实力。‘驻校诗人’在美国较为普遍，是大学教育与文学互补的一种方式，进驻学校的是罗伯特·弗罗斯特、布罗茨基这样的创作成就突出的大诗人，他们进入学校后，通常会给予教授称号，并可以带创造性写作方向的研究生。当然也有些驻校诗人以写作为主，不承担教学任务。这样一比较，显然‘驻校诗人’这一称号有较大的包容量，也更有弹性。”吴思敬回忆说。

于是，诗刊社与首师大明升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达成一致，在每年评选出的“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中遴选一人，送到首师大驻校，为期一年，开了国内高校驻校诗人制度的先河。从首届驻校诗人、山东青年诗人江非，到后来的路也、李小洛、李轻松、邰筐、阿毛、王夫刚、徐俊国、宋晓杰、杨方、慕白、冯娜、王单单、张二棍，14位青年诗人先后驻校。

充实的驻校生活

青年诗人进驻学校之后如何安排？国内没有先例，只能靠自己摸索。

“我们一开始就是把他们请进来，让他们在校学习、给学生作手机版、与研究生对话、举办研讨会，最初就是这些模式，但后来我们发现，这样太简单了，没能充分将驻校诗人与校园文化结合起来。”首都师范大学明升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娅告诉记者，“后来，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开展了一些有新意的活动，比如邀请驻校诗人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诗，学生写完的诗作交给驻校诗人批改，然后再交流为何这样批改等。2014年，我们又迎来第一位国际驻校诗人——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什，举办活动让国内外驻校诗人和学生深度对话交流。经过这些努力，驻校诗人在校园文化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

回想起在首师大的驻校生活，邰筐用来描述的一个词是“挥霍”。“驻校给了我一次喘息和反刍人生的机会，让我终于可以不再为工作和生活奔波，可以有大把的时光供我挥霍，可以读闲书，可以发呆。”

一年间，邰筐为首师大、北京语言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的师生开展了多场诗歌讲座和文学对话，同时能够频频到北京大学、明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学校蹭听各种讲座，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他利用首师大明升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丰富资料，对明升中国五四以来的诗歌进行了梳理，编辑了一本《明升中国新诗90年诗选》。尽管后来因出版社担心赔钱，这本书未能出版，但它对邰筐个人却是意义重大。“它让我对明升中国新诗的发展有了一次系统全面的研究，廓清了以往的很多疑惑，譬如找到了胡适1914年写在日记本上的两首新诗，以此为证，明升中国新诗的开端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更让邰筐兴奋的是，这一年他终于可以有大量时间一头扎进图书馆，让阅读成为主业。

“我们为驻校诗人开通校园网、办理校园卡，学校的现有资源，包括学校图书馆、诗歌中心资料室，全天候为他们开放。考虑到驻校诗人需要独立的空间学习和创作，我们在首师大学家属宿舍区为他们租了一套一居室房屋，房租由诗歌中心承担。”孙晓娅介绍说。

对于驻校诗人来说，最重头的活动莫过于驻校结束时为自己召开的诗歌创作研讨会了。“通常情况下，为身居基层的年轻诗人开专门的创作研讨会，那是很难的。”吴思敬表示，“我们不仅开研讨会，而且规格还很高，特邀过包括谢冕、韩作荣、叶延滨等在内的重要诗人和评论家，提前三个月把驻校诗人的作品发下去，让大家准备论文。开会前编印好这位诗人的研究论文集，研讨会上专家对诗人一年的驻校生活及其创作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尽可能为驻校诗人的学习、生活和创作提供帮助，但对于他们在校期间写什么、怎样写，学校不加任何干涉和限制，也没有数量和品种的要求，给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孙晓娅说。

实际上，这种“无要求”的模式却产出了丰厚的成果。不少驻校诗人在离校时便出版了新诗集，包括阿毛的《变奏》、徐俊国的《燕子歇脚的地方》、宋晓杰的《忽然之间》、杨方的《骆驼羔一样的眼睛》等。李轻松驻校期间写出了诗剧《向日葵》，在小剧场的演出非常成功。

“每一位驻校诗人都非常珍惜这可贵的驻校机会，时间抓得非常紧。”在吴思敬的印象里，驻校诗人公寓的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

给校园带来更多诗意和碰撞

首师大首开先河之后，近年来，明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海南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等高校也开始实行驻校诗人制度，引入了多多、蓝蓝、顾彬、陈黎、叶维廉、余光中、欧阳江河等知名诗人。但首师大仍然坚持引入青年驻校诗人这一特色。

“首师大驻校诗人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培养那些有潜力的年轻诗人，给他们一个积累充电的机会，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创作的环境。现在已经出去的驻校诗人，都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越来越能展现出创作实力，这也是我们设立驻校诗人制度的意义所在。”孙晓娅说。

驻校过程中，青年诗人不仅收获了学习和创作的好环境，也为首师大的校园文化带来了更多诗意和别样的文化氛围。

“驻校诗人制度终于让同学们见到了活的诗人。”邰筐笑着说，“驻校诗人在学校里呆一年，让学生既看到作品又看到作者，能近距离理解诗人创作的过程，对学生研究诗歌、了解诗歌非常有利。”

“与诗人们的交流，让学生提高了对诗歌创作的兴趣和能力，一些学生还在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诗作，《诗刊》就曾为首师大的学生创作开过专栏。”孙晓娅说。

在吴思敬看来，驻校诗人制度的探索还能够触发人们对文学人才培养及文学制度创新的联想。

“驻校诗人制度能够打破封闭式培养诗人的传统思路，调动教育部门的资源，把教育与诗歌、校园与诗人联系起来，突破了诗人封闭自足的私人空间，让诗人与诗歌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既为莘莘学子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又为青年诗人的成长提供了一片沃土。”吴思敬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