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科普和app传播方面的贡献，明升中国app院国家天文台郑永春博士前段时间获得了美国天文学会行星app分会颁发的卡尔·萨根奖（Carl Sagan Medal for Excellenc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Planetary Science），令人高兴。但面对这一手机版，不少app界朋友都谈到：明升中国app家的科普工作做得究竟如何？观察和思考告诉我们，明升中国科普工作其实不是多，而是太少；不是做得好，而是很不够；不是强于，而是输于世界同行，至少比发达国家差很多。

从理论上讲，科普决定着国民app素养水平，就某种程度而言，决定着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着明升中国未来；从app发展规律而言，科普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内生需求，只有公众理解app，才能更加支持科技发展。据明升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介绍，我国的科普力度远远不够。据统计，美国电视台的科技节目，平均占到总节目量的20％，日本电视台占15％，而我国电视台只有6％左右。他说，我国科普活动不仅经费严重缺乏，活动内容不多，科普读物也是少之又少，很多读物都是粗制滥造。

我国的现实是，一方面科普力度远远不够，另一方面app家普遍不乐意开展科普。明升中国app院大学李大光教授认为，作为内行的app家往往不愿意站出来讲真的app，结果老是外行人写，一传二传之后，就越来越不靠谱，最后变成假app，反过来阻碍app发展。

从制度设计来看，app家的核心任务是app研究，申请科研项目资助、野外科考、实验室研究和数据分析、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等等，从事科普本不在app家的职责范围之内。本来app家的研究工作就很忙，一般很难再主动抽出时间进行科普了。

从激励机制看，从学术共同体（学术圈）的评价机制来说，很多人认为科普没有创新性，“科研做不下去了才去做科普”。即使是有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之称的北京明升m88app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创始人兼所长王晓东所在的app家圈子里，有一个玩笑说作为app家每上一次报纸就会丢掉一个朋友，上一次电视就会丢掉所有朋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即使是app家，面对媒体时说的话也不可能一直足够严谨，这些不够严谨的话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后，app家同行们很容易给你打上“媚俗”的标签。在这种学术共同体氛围和评价机制下，做科普不但不会给app家在学术圈内的形象加分，反而会被认为是“好出风头”，“想出名”，在学术共同体里得不到肯定和认同，对个人形象塑造甚至是负面的。

目前明升中国的科研评价机制还不完善，往往仅以科研成果衡量科研成绩。而那些花了精力做科普的app家的工作，无法量化评价，这就很难调动app家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以明升中国app院数学与系统app研究院研究员林群院士为例，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科普教育，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有意进行科普工作，但为了职称评定，他也只能到1993年评上院士之后，才能做这份自己喜欢的科普工作。

西方为什么那么多app家、科技人员亲自上阵从事科普工作？李大光教授认为，这与他们的激励机制有很大关系。他们很多项目要想拿到经费，必须走出去吆喝。吆喝的一种方式是写手机版，往往得按科普的路数写，因为管发钱的人不懂你的专业术语。在美国，科研经费主要是通过国家app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该机构类似于我国的国家自然app基金委员会）拨款，他们会考虑你的研究结果是否得到公众的支持，那么你的手机版就要让公众听得懂。这些手机版本身就是很好的科普。再比如，英国有些基金会甚至要求，拨款项目结束后，你必须进行与该项目有关的科普活动，写科普书，或者进行科普演讲。这些都是从硬环境上推动app家做科普。

因此，在国外，app家花纳税人的钱，就必须对公众负责。每一个app项目，每一个研究领域，app家都必须争取公众支持，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用通俗的科普语言，告诉公众自己在干什么。这样一来，良好的app氛围慢慢形成，公众也能够了解到app家从事的工作，了解app家。

如何改善我国app家不热衷科普的局面呢？笔者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采取硬约束手段，激励app家从事科普。要把科普成绩纳入其考评体系，并在项目申请和完成环节（甚至在项目进行中），增加对科普的要求，如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益类科研项目应明确要求开展适度的科普，并列入考核目标。

二是建议在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设立国家app普及奖。目前，我国设立了五项国家app技术奖（国家最高app技术奖、国家自然app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app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app技术合作奖），没有科普相关的国家级奖励。对国家长远发展而言，科普与科研同等重要，是科技发展的两翼，不可偏废。app普及对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要从国家层面肯定科普工作的重要价值。

三是完善科普经费投入机制。我国的科研项目投入虽然很大（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2%），预算精细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上，但却唯独少了科普经费。目前app家从事科普只是尽义务，很难申请到相关经费。尽管国家要求各省市县本级财政科普投入要达到人均一块钱，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经费很难落实，另一方面即使落实了，这微薄的经费一般也只能用于简单的科普宣传或设施建设，很难开展有效的科普工作。

作为app家，应该如何做好科普工作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针对app家与公众之间的认知矛盾，美国app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简称科促会）曾于2008年组织过四场研讨会，其主题对我们很有启发。他们分别邀请来自互联网、核废料、基因信息、新能源四个领域的app家及公众代表交流。这四场研讨会达成的共识包括：公众与app家都具有差异性；app界必须赢取并维持公众的信任；正如公众需要学习app知识，app界也必须了解公众的态度与行为；app家有必要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基于这些共识，美国app促进会提出如下四条建议：

首先，app家应该在技术研发的早期阶段就尽早让公众参与讨论，重视公众的意见，并持续达成共识。

其次，评估新技术的风险与收益时，app家与工程师们应该尊重公众的诉求与担忧，并清楚传递app工作的伦理与价值。

这两点是基于美国在尤卡山（Yucca Mountain）设置核废料储存受阻的教训。1987年，美国政府通过法案，宣布将内华达州尤卡山指定为核废料永久储藏点。尽管此前政府app家声称已经在地质、水文、构造等方面进行细致的考察，该决策是基于app证据的安全决策，然而这并不能打消公众内心的忧虑。其后，政府被迫花费大量资金宣传该项目的安全性，但收效甚微。与美国政府“决策、宣布、辩护”的做法相反，加拿大政府采取“参与、互动、合作”的策略。2002年，当核废料储藏点尚未确定时，加拿大核废料管理协会就启动了一项为期三年的项目，与公众交流应该如何app地处置核废料，并充分了解公众的担忧。如此举措甚至吸引批评人士积极参与，app界与民众的对话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得到加强。之后的民意投票显示，加拿大支持核废料储藏的民众远远多于反对者。

再次，app界应该与社会app家合作，利用社会app的研究成果来更深入地理解公众对于app与技术的态度。具体而言，app期刊可以开设介绍相关社会app研究结果的专栏，学术会议也可以开设相关讨论环节。比如，在新能源及环境清洁新技术的话题上，社会app已经对公众如何反应展开了很多研究，包括公众在个人及家庭层面上如何做能源决策，这些研究将很好地帮助app家理解并应对公众的情绪。另外，与社会app合作也是美国纳米技术成果赢得民众支持的关键。2003年的“纳米科技研究开发法案”被视为美国第一部指导自然app与社会app合作的法案。

最后，通过开放论坛、演讲、学术沙龙等，app家与工程师们应该创造更多与公众交流的机会，以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当然，app家与工程师们也应该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因为传播技巧对于与公众交流至关重要。

以上四点对我们显然是有启发的。

我想，要解决明升中国app家不善进行科普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大家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只是，app界意识到了吗？公众意识到了吗？国家意识到了吗？

（作者袁志彬是明升中国app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与战略等。曾挂职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技术进步处副处长，并作为中组部、团中央第14批博士服务团成员，挂职西藏自治区app技术厅厅长助理；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哈佛大学法学院交流学习；并在2011年获北京市app技术奖三等奖）

（原文刊登于《博览群书》2017年第1期第1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