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电脑，查邮件，搜信息，投简历。今年3月以来，应届毕业生杨婷婷每天起床后就只考虑一件事：“找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有765万名大学生毕业，比去年增加16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而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5年度《明升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学成归国人员全年达40.91万人。

也就是说，这个夏天，明升中国至少有800万以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成为人社部门的“青年就业群体”。杨婷婷是其中一员。

海归找工作的酸甜苦辣

借住在上海一个亲戚家的杨婷婷自嘲自己如今的生活只有两种状态：“在应聘”和“在应聘的路上”。

如果当天参加面试，杨婷婷会一早化个淡妆，穿上“尽量让自己显得职业范儿”的西装和高跟鞋，在去公司的地铁上还会拿出iPad翻阅从各大网站下载的面试攻略；如果没有面试，起床后她会过一遍各大招聘网站，筛选出心仪的职位，再挨个细查公司相关信息。最终她还会针对应聘职位和公司写封言辞诚恳的500字求职信，附在简历后发送至对方的邮箱。

事实上，作为英国一所公立院校商科专业毕业的海归硕士，杨婷婷在人才市场上并非无人问津，只是她尴尬地发现，“大公司进不去，小企业不愿去”。

小杨透露，自己父母是安徽一家国企的普通职工，家庭条件虽然还可以，但父母为了支持她在国外的学习，前后已经花了20万元，原本购置新房的计划也只能暂时推迟。

“去国外读研的时候特意选了商科专业，以为回来就业会有优势。”小杨告诉记者，在参加完所在学校去年12月的毕业典礼后，她还去欧洲几个城市旅游了一趟，想等过完年再安心找工作。

没想到回国后她发现，像自己这样的留学生一抓一大把，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看上去机会和资源多，但人才也多，竞争相当激烈。虽然自己挤破头想进入大公司，但往往事与愿违，最好的一次也仅仅是进到了世界500强公司的第三轮面试。

“不是看不起小公司，而是觉得人生第一份工作太重要。”杨婷婷对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她接受这些小公司开出的每月5000元左右的薪水，扣掉五险一金和房租、交通费等生活开销，基本上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公司对员工的培训和长远规划不完善，前景不明朗，就算以后跳槽也没有太多优势”。

为了尽可能省钱，小杨已将聚会、打车、买新衣服等生活必需以外的支出全部砍掉，化妆品也从“追求牌子”到“够用就好”。而目前的处境，在她和父母的通话中，都变成了“钱够用，这边机会很多，很多大公司都想要我，我在选择合适的呢。”小杨说，没啥其他想法，就是想让父母觉得那20万元没有白花。

与杨婷婷相比，同样是从国外硕士毕业的陈欣洋则幸运不少，凭借读研期间在澳洲一家知名建筑设计公司的实习经历，今年5月回国后，她顺利在老家武汉的国企找到了一份助理设计师的工作。但如今，她也辞职待业，原因是“觉得没干劲儿”。

陈欣洋吐槽说，在这样的单位里头更多的是看重资历，年轻人机会少、晋升难，最关键的是工资待遇与她的预期相比差距太大。“如今一个月拿到手的也就4000块钱，虽然自己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但总觉得没什么成就感，每天下班后总结当天的工作都觉得心里发虚”。

7月中旬辞职回家后，陈欣洋打算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个工作室，专门面向年轻家庭二孩家庭——这些家庭会对使用面积不够的住房进行改造。“毕竟工薪阶层的家庭再买一套房的可能性不太大，但孩子出生后又需要一定的活动空间，如果能抓住这样的痛点或许会有机会做点事业”。

这样的想法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陈欣洋的父亲年轻时候白手起家创办了一家纺织品企业，在他看来，既然女儿还年轻，又有想法，自己也能给她一定的经济和经验上的帮助，就应该鼓励女儿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找不到工作也不回家

高考成绩以全县前10名进入北京某重点大学的蔡森煌出生在贵州一个农村家庭，家境贫苦，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2012年，蔡森煌顶着“村里头第一个到首都好学校念书”的光环到北京求学，得到了父老乡亲的祝福，连火车硬座的车票费都是村委会主动给赞助的。

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不错，但由于从小的成长环境塑造了其沉默寡言的性格，蔡森煌始终感觉没办法完全融入大城市。在今年的校招中，他几乎每场招聘会都去，但要么没有合适的岗位，要么就是在笔试或面试中被淘汰。

高中同学告诉他，作为省级贫困县的老家很欢迎应届毕业生回去建设家乡，并且还会有相应的支持政策，不过在蔡森煌看来，无论以哪种姿态离开北京，只要回到老家，都意味着将被老家亲友打上“被北京淘汰”的标签。

为了证明自己不输给其他人，从学校毕业后，小蔡白天外出找工作，晚上就借住在同学宿舍打地铺。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他去做兼职，家教、卖手机、超市促销……都干过。

与蔡森煌的想法不同，就读于北京某高校师范类专业的秦晓杰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纠结后，决定回到甘肃老家，准备考研，将来当教师。

去年10月，在一家综合实力排名全国前50的商业地产集团的校招中，经历了笔试和三轮面试的秦晓杰最终顺利拿到了offer，成为公司一名见习人力资源管理师。

今年2月，按照公司的要求，秦晓杰到公司进行岗前培训和锻炼。“前两个礼拜的培训还好，大家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相处起来挺融洽。但到后面我就感受到了所谓办公室政治带来的压抑感。”秦晓杰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岗位负责对公司几个部门进行考核，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少数同事为了完成KPI（绩效——记者注）考核，在部门主管面前诋毁其他同事，并将别人的工作成果揽在自己怀中，但这些人对外往往又摆出一副乐于助人的姿态。

他将情况与部门主管说明后，该主管并没有正面回答，反倒劝他“尽快摆脱身上的学生气”。这让小秦觉得，办公室的关系处理起来太复杂。对比起大四上学期在小学实习的经历，他觉得自己的性格更适合“简单又充满阳光”的教师工作。

秦晓杰回忆说，虽然在学校也会有不小的压力，甚至偶尔会因为琐碎的学生工作觉得烦躁，但每次只要和孩子们待在一块儿，看到他们纯真的笑容，他就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又充满了干劲儿。

7月初，在上交给公司3500元违约金后，秦晓杰坐上了返回西北的列车。

未就业大军中的“考公”一族

在“家门口”上大学的山西小伙儿陈锋也是今年毕业，4年前他按照家里的要求，将填报志愿的范围都锁定在省内，最终他被一所从家里到学校也就1.5小时车程的理工类院校录取。

到了大四，都在县城事业单位上班的父母希望陈锋毕业后也能回到老家考公务员，工作稳定，这样以后谈对象成家也“方便”。

但这一回，陈锋说了“不”。

“在一个地方长大、念书，如果毕业之后还在这里工作生活，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陈锋决定，出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

今年寒假过后，陈锋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只身来到广州，进入一家小型创业公司做程序员。

“粤漂”的生活远没有陈锋想象中顺利。一开始他就因为租房被中介骗走了几百元，之后又因为每天无休止的加班搞得身心俱疲，公司最初宣称的“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行业龙头”看上去也遥遥无期。但好在公司氛围不错，团队7个年轻人干劲儿很足，大家相互鼓励着奋斗下去。

但在6月底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期间，他接到了同事电话，对方告诉他，由于投资人长期看不到收益，决定不再给公司投钱，老板也已经宣布公司准备关停，团队彻底解散。

无奈之下，陈锋只能先回到家里休整。本以为父母会开始念“紧箍咒”，要求他赶紧回来考公务员。但出乎意料的是，家里人像往常一样，做了一大桌好吃的在等着他，却丝毫不提工作上的事。

经过了几天的深思熟虑，陈锋觉得，自己缺乏闯劲儿和足够的毅力，对事业也没有很强烈的追求，之前外出打拼更多只是不甘被摆布而作出的决定。相比之下，自己其实更适合在当地找个稳定的工作，过平凡简单的生活。“人生的意义嘛，成家立业的同时还能照顾父母，也是种幸福”。

最近，陈锋正盘算着一边到机关事业单位当临时工作人员“感受下氛围”，一边报考周末开课的公务员考试培训班，准备一有机会就报考。

相比于陈锋的选择，魏明强对考公务员就显得尤为执着。

从小跟着父母走南闯北做生意的魏明强自打高考结束就给自己定下了人生规划：考回闽南老家当公务员，过上体面又有保障的“体制内”生活。

为此，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特意选填了公务员考试机会较多的法学专业。进入学校从大一开始，小魏就有意识地参加一些相关的培训和讲座。到了大三，他买了大量参考书和真题，每天晚上就到图书馆看书做题。此外，他还通过学校的“考公”协会，与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的师兄师姐互加微信，经常请教问题。

但事与愿违，在去年11月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和今年3月的福建省公务员考试中，魏明强全部失利，连面试都未能进入。

虽然备受打击，但小魏并不打算放弃。他总结说，没考上的原因一个在于自己太过自信，选择的都是热门岗位，另外一个还在于在考场上时间的分配不合理，导致有把握的题型未能很好拿分。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在通过了今年老家县城事业单位的笔试后，魏明强最终还是败在了面试环节，7月22日深夜，他在朋友圈发表了这条状态。

但第二天一早，他就悄悄删除了这条状态，又紧接着转发了一条市直事业单位的招考信息，并配发了一个握紧拳头和奋斗的表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