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成果多吗？”在明升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学部的全体会上，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副所长、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发言中的一句反问，吊起了在场院士们的胃口。

目前，明升中国研究人员撰写的科技论文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但在刘中民看来，真正拿得出手的、能够为国家真正作贡献的，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太少了。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迎军对此深有同感。她在学习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座谈会上就道出了对现状的担忧：“我很清楚，我们现在有很多技术成果没有转化出去。”

在2015年全国高校科技转化指标的评审中，华南理工大学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名。身为校长，王迎军本应自豪，可她却并不满意：“我们学校每年大概产出2000多项专利，到底有多少转到企业里去变成了生产力造福人类，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了？”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发展动力不断减弱。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科技对经济社会引领支撑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是我国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科技不提供实用性成果，光提供论文是不行的。”刘中民直言。

常听科研人员说，每年都有不少的科研成果产出，但往往是论文一发表就完事了，很多的成果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了。

可在刘中民看来，那些成果压根都不能用，他更看中的是科技成果的实用性。“现在我们缺的是企业真正需要的成果。”

“这里头，我们的指挥棒出了问题——只认论文。”刘中民认为，成果转化需要通过市场，也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包括各种激励机制。

为什么现在很多科技成果都去了珠三角、长三角？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调研中发现，北京、天津的科技成果大部分都在珠三角、长三角实现明升化。“这跟地方管理者对科技的重视和支持程度有关系。”徐匡迪说，“他们的管理比较接近于市场，脑子里有商业管理理念，成果自然都流向那里了。”

“好成果其实不需要吆喝。”刘中民表示，科研人员要自觉地关心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技术现状等，主动跟企业结合，站在企业发展更高的位置来审视技术瓶颈、设定技术路线，真正做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重大瓶颈问题的战略性的应用技术。

“一位科技工作者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至少要对得起他那份工资。”刘中民笑着说。

王迎军坦言，让更多的成果能更快地转化出去，并不是让科技工作者名利双收。

“科技工作者把一生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到某一项科研工作当中，甚至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其实心里想的是要把做出的成果用到社会上，让我们国家在某方面变得更强，让我们国家发展得更好。”王迎军表示，这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心里真正期盼的一件事，尽管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