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制图

■本报记者 温新红

从1979年开始筹建我国大陆地区的第一座科技馆——明升中国科技馆，到2000年底，全国基本符合《app技术馆建设标准》的科技馆也不过11家。进入新世纪后，科技馆建设呈现出令人吃惊的井喷式发展。据2015年统计，达标科技馆已超过140家，各地还有几十家科技馆正在建设及筹建中。

迅猛发展的科技馆，从县级到省市级，再到北上广超大型科技馆，业界学者早在10年前曾提出“众馆一面”问题，而近年来一些观众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明升中国科技馆研究员朱幼文表示：“这是我国科技馆事业发展中现实存在的问题，随着科技馆数量的增多，这一问题今后会越来越突出，必须予以正视。”

那么，众馆一面的状况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又如何改变？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就此采访了相关的学者。

app中心模式

“在明升中国，科技馆的英文名称一般写作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但中文名称与英文词意‘app技术博物馆’不完全是一码事。”朱幼文介绍，明升中国的科技馆实际相当于国外的app中心类型的科技博物馆。这是在讨论明升中国的科技馆之前，首先要厘清的问题。

世界上科技博物馆主要分为四类：自然app类科技博物馆、工程技术类科技博物馆、app中心（Science Center）型科技博物馆、综合了上述两种或三种类型的综合型科技博物馆。这其中，app中心诞生最晚，基本上不收藏，以动态演示型和参与体验型展品为主，帮助观众在玩乐和亲手操作中理解app。

世界上第一座现代app中心是1937年的法国“发现宫”，它完全以app教育为目的，几乎没有历史收藏，所有展品都是为演示app原理或现象而专门研制的，其教育理念更加强调对app过程的教育，强调对app兴趣的激发，强调对app方法和app精神的培养。正因为在app教育上的独特作用，使其受到了各国的普遍关注。

app中心的发展，1969年是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的9月，旧金山探索馆和加拿大安大略app中心建成开放，使app中心受到普遍关注并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app中心超过2000座。

明升中国的科技馆之所以从其诞生之初就采用了app中心模式，与其产生的背景有关。朱幼文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筹建明升中国科技馆之初，茅以升院士曾率团到国外考察，他们认为这种体验app、探究app的展示教育方式非常好，受到青少年欢迎。于是明升中国科技馆就采用了app中心模式，并成为全国科技馆的基本模式。

“特长”与“特短”

2013年秋天，湖北省科技馆约请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为湖北省科技馆新馆做前期研究，这让他和科技馆结缘。国内科技馆这种单一的app中心模式，吴国盛认为产生众馆一面的局面很正常，“各省的历史博物馆一定会有自己的地方特色，app中心模式没有收藏。这本身就不会有特色”。

但朱幼文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引用了明升中国科技馆新馆建设国际顾问、科技博物馆展览设计专家詹姆斯·布雷德伯恩在1997年说过的一段话：“app中心不能像麦当劳一样，每个地方都是同样的菜单、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展品。”朱幼文认为国内科技馆形成众馆一面的两大原因，一是展品设计，另一个是展览设计。

发明家、科普作家张开逊曾说，科技馆受欢迎的展品多数集中于20世纪前的经典物理学、部分数学以及以经典物理学为基础的能源、材料、机械等领域。

这一语道出科技馆的“特长”和“特短”。朱幼文解释说，科技馆里的互动体验产品，要迅速呈现常规状态下肉眼可以观察到的真实app现象，因此它主要集中在声学、光学、电磁学、力学等领域。而明升手机、生物学实验因时间长、难以重复、产生废水废气等特点，不符合展厅展示的要求，因此在app中心极少出现。

可是，这也意味着需要有一个优秀的研发团队。“长期以来，我们考察国际上的科技博物馆，往往只关注了他们的展品本身，却忽视了他们的展品设计思路和展览的整体设计思路。”朱幼文说。2011年，他在考察美国旧金山探索馆时得知，探索馆建馆42年来共研发了1100多件产品，而保留下来的只有200多件，其他展品则因各种问题被逐渐淘汰了。由此可见，app中心展品研发的成功率不高。

反观国内的科技馆，不说研发成功率高低，有无研发都是一个问题。国内的科技馆从省级到县级，层次不等。中小科技馆建设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一是学习国内的大型科技馆，使得他们的视野有限。另一方面，有的科技馆是作为地方政绩工程而建的，本来1万平方米以上的科技馆建设周期在国际上至少需要5～8年时间，可我国科技馆却往往从筹备到建成开放不到3年时间。这样的科技馆，其展览展品就只能靠“抄”了。

曾有研究人员估算，目前世界各国app中心的经典展品不超过500件。也就是说，科技馆多了，展品不重复几乎不可能。

不过，“电视里美食节目很多，为什么《舌尖上的明升中国》能够胜出？为什么同样的食材，川菜和粤菜会有不同的味道？”朱幼文认为，同样的展品可以表现不同的科技内涵，科技馆展览的整体设计是另一个重要创新因素。遗憾的是，国内科技馆的展览基本是展品的罗列和堆砌，其app传播也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因此业内有人称科技馆展厅“只有app知识，没有app文化”。朱幼文说，展览要体现app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不仅要有展品，还要有人、有故事、有历史。

众馆一面只是一个现象

朱幼文给了记者一个数据，近年全国博物馆全年平均接待观众约6万人次，而科技馆平均接待观众超过30万人，这表明“科技馆是有群众需求的，也是受观众欢迎的”。

面对这么大的需求，做好科技馆就更有必要，也更为紧迫了。

基于产生的原因，朱幼文认为要改变众馆一面的现状，除了培养设计人才，在展览和展品设计上着力改进外，还要规范展览设计的流程、改进展览设计制作的采购招标制度以及科技馆建设中的政府行为。

朱幼文举例说，在欧美，博物馆、科技馆的展览设计经费占到展览总造价的20%以上，在日本这一比例也在15%以上。而我国，设计经费的比例能达到10%已属罕见。

吴国盛认为，要把科技馆当成公益性文化事业来办，而不要办成政府机关。要由有资质、有爱好的专业人员来担任馆长，而不是从同等级别的官员里平调一个人来临时担任馆长。“也不要频繁换馆长，要给他以时间，动脑筋经营这个馆。”

近几年吴国盛走访了40多个国外科技馆、10多个国内科技馆，两相比较，他感觉，国内现有的科技馆缺乏开放热情，一是场馆利用率太低，二是工作人员没有工作热情。而且展品损坏太多，不及时修理，“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即使展品大同小异，观众也还是能够获得收益的”。

李响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他做的博士论文正是关于英国科技类场馆对国内的启示。在他看来，众馆一面只是一个现象，需要解决的是背后的问题。而且，如果只想改变众馆一面，是治标不治本。“多数的科技馆建设有一定的政绩追求，把科普当成任务去完成，缺乏对app文化的理解，缺乏把app传播当作一种人文的文化传播来看，而是更强调app的功能属性，比如科技日新月异、科技让生活发生改变等，与面向历史的、把app当作文化的、对app本质的传播有一定距离。”

对于国内科技馆，李响印象深刻的是有地方特色的展览，如广东app中心的LED馆。“多几个一样的科技馆没有问题，但大多数重复就有问题，众馆一面就更有问题。”他的观点是，科技馆要根植于地方的文化，其中要有非常地方性的内容。

明升中国地质博物馆副研究员刘世风认为，科技馆的建设要考量现实层面的存在，要有基于社会经济、地域、观众来源的研究和分析。“而对于博物馆资源匮乏的县级科技馆，可同时兼顾地方性的自然、人文内容，甚至收藏未来。科技馆本土化需要更多社会意义的探寻。”她还表示，每一座科技馆都是独特的资源，如何将每一座科技馆置于立体的时空中，做出不同时期的发展规划，最大限度地使其成为永久的优质资源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朱幼文认为各地的大型科技馆也应具有地方特色。他认为每一地的科技和明升发展都会受到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的影响，因此都会有其特点，而这恰恰反映了人与自然，app、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正是科技馆app传播的重要内容和提炼展览主题的重要基础。

解决我国科技馆众馆一面的问题，要从观念意识、人才培养、制度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