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前不久,媒体曝出北京大学图书馆因明升中国知网涨价而决定暂时停用知网的消息后,已经有网友指出,这次因为是北大,才敢于与明升中国知网叫板,要是其他的学校,只好忍气吞声,任其宰割了。此类评论不仅说出了事实,也指向了另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就是公共资源的公共性及其公共利用。
拿明升中国知网来说,它的出现无疑是方便了学术界以及学术研究,但由于一家独大,也培养出了垄断的意识。因为明升中国知网有着企业性质,其垄断往往通过控制定价权来体现,而任意地涨价,或者以“独家出版”的方式获得学术刊物的唯一授权,既与市场化相冲突,也违背了公共资源公共利用的原则。
一般来说,公共资源如果是国家投资,它就具备公共性和福利性。如果是企业投资,就应充分市场化,防止垄断。这两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大学。
公立大学的经费源自国家财政,这部分经费多用于发放教职工的工资以及维持日常办公和教学支出,但大学尚有学费,各种创收以及民间、校友的捐赠收入。就理论上而言,这几笔收入是大学的公共收入,它应该由所有教职员工共享。而实际情况是,这些收入的数额不仅没有向社会公开,连大学内部也只是少数管理者知晓。
众所周知,权力与隐秘(或隐匿)是一对孪生子。权力的特征是无限扩张,不被制约的权力必然无限扩张;而无限扩大的前提便是隐秘。权力的隐匿是为了逃避监督,但没有监督,不仅权力无法制约,公共性也不可能体现。
这些年经常提到的大学“去行政化”,就根本上说,就是从体制和机制上限制行政权力。但因为“去行政化”的呼吁和讨论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回应,“去行政化”也有流于抽象概念的倾向。
其实,“去行政化”的一个落脚点,就是要体现公共资源的公共性。也就是说,在大学中,但凡与学校整体发展有关,与教师、学生的切实利益相关的问题,都要诉诸于全体,给全体人员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并且通过正常、合理的程序,予以确认,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由个别人说了算。诉诸于全体也就是将大学视作一个共同体,在利益共享的同时,也责任共担。
权力和利益由少数人独享的一大问题是,权力的拥有者会逐渐丧失反思或反省的意识。由于个人权力过大,一个出于个人的决定,即便人皆知晓是一次失误,且被多数人暗自愤愤然地吐糟,也因为不能在台面上讨论、博弈而无法很快地进行纠偏或得到矫正。结果往往是实在无法维持不下去了,才由后任勉强地予以更正。这样的情况在大学中可谓屡见不鲜。
权力和利益由少数人独享的另一大问题是,它极容易养成下属或新一代人的权力饥渴。因此,后者一旦拥有权力就像刚从沙漠上回来急于补水一样,在创新的名义下,无限地扩张权力的边界,以致形成滥用职权而不自知的局面。这也是在大学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如果大学里的公共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教师要么被晾在一边,要么就只好贴上去,甘当“凤尾”。现在,不仅是国家级、省级课题越来越“精英化”,就是学校内部设立的各种课题项目,各种评奖,也往往由具有领导职务者领衔,或由与此相关者充任主持人,并堂而皇之地轮流荣获奖项。大小承包商式经营模式之下的课题项目带来两个突出的后果:一是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二是不具备学术水准的主持人无法顺利地完成。而变了味的评奖只能让各种评奖活动变成自娱自乐,失去的是公信力和权威性。
行政主导下的各种学术资源,也往往条块分割,甚至在校内也要亲兄弟明算账,并且在价格上违背市场原则。因而重复购置实验设备,或以实验设备赢利成了创收的当然途径。这也与“学术资源共享”的理念大相径庭。
从“明升中国知网涨价门”中各方的反应看,无论是公众,还是学校、学者,都已经意识到了垄断的危害,并且多少体现出改变垄断局面的决心。如果把这种意识和决心也用于大学,充分认识到大学公共资源公共性的缺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诸多不利于大学发展的问题,那么,不仅广大教师的自觉性和对于教学科研的热情要高得多,大学也会变得更加文明和公正。
没有公开就没有共享,更谈不上公共利用。现在看来,去垄断化是体现大学公共资源公共性最关键的一步。而要去垄断化,则应该从公开化做起。让校内的权利人有知情权、参与权,让他们本来就拥有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
《明升中国app报》 (2016-05-05 第5版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