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立项题目越大越好，实验室建设大楼越高越好，课题组人越多越好……基础研究领域的‘贪大求多’现象值得警惕。”前不久，地质学界的知名app家杨文采院士在接受采访时不无忧虑地说，基础研究不是搞工程，“人海战术”往往会适得其反，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 杨文采先生的忧虑不无道理。众所周知，基础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属于侧重自由探索、充满偶然性的智力探险，而非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对于大多数基础研究而言，最需要的是集智慧、热情、勇气、坚韧于一身的“探险队长”和精干的小分队、必要的科研经费、仪器。

回顾近现代app史就会发现，多数重大发现是由这样精干的小分队完成的：无论是相对论、黑洞学说的提出，还是基因、青蒿素的发现，靠的都不是“人海战术”。即便到了app研究越来越倚重仪器设备的今天，依然是“人比物重要”“质比量重要”。因在G蛋白偶联受体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明升手机奖的布莱恩·科比尔卡，其实验室当时只有七八个人；去年因创造病毒入侵与反入侵研究体系而当选新科院士的北京明升m88app研究所邵峰，每年只招2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当然，少数需要依赖大app装置的探索性项目，因为需要一定的辅助技术人员，其课题组体量可能相对大一些，但也不是人越多越好，而是越精越好。

与基础研究不同，机制和原理已经搞清、技术路径已经明确的技术工程类项目，诸如探月、载人航天、大飞机研制、新药创制等，因为需要多兵种联合作战、协同攻关，所需要的经费、仪器和人员比基础研究要多出很多，“做大做强”也有其合理性。

大团队、新大楼、大设备的初衷当然是大产出和高回报。这种追求“短平快”“大干快上”的思路必然会给科研人员造成很大压力。论文要抢着发，成果要赶紧出，科研人员被迫像工程建设般追赶进度，难免会出现“为了交账而交账”的敷衍了事。事实上，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大投入并没有带来大产出，量变也未必能催生质变；数量庞大、良莠不齐的论文制造了表面的繁荣，获得国际认可的重大原创成果仍然不太多。

之所以出现用工程思路指导基础研究的现象，主要原因有二。一个是科研的过度行政化，某些主管部门好大喜功，热衷于用“大工程”吸引眼球、博取政绩；二是没有认清或尊重基础研究的基本规律，把“做深做透”的基础研究与“做强做大”的技术工程混为一谈。无数事实说明，论文数量堆不出诺贝尔奖，人海战术搞不出重大发现，指导基础研究不能“工程化”。此外，考评体系也不能“工程化”。考核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团队或实验室，大楼面积、设备数目、团队人数、论文总数等“数字”比重不宜过高，其团队有无顶尖app家、学术贡献是否能真正推动app发展和社会进步，才是关键。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许多重大研发计划、app大工程、大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论证、立项、实施。期待有关部门和科技界切实尊重app规律和技术规律，摒弃“贪大求多”的思想，把宝贵的科研经费配置好、使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