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珉琦

早在20世纪初，现代测谎技术就在犯罪调查领域有了应用，但至今，它受到的争议仍然不小。早期测谎是利用个体在说谎时出现相应的生理反应变化作为检测指标的，然而，生理反应往往可归因于多种心理过程，这项技术无法避免存在误判的可能。随着人类对大脑认知的加深，人们开始寄希望通过大脑自身的客观反应，捕捉说谎行为的蛛丝马迹。

脑指纹技术

在上世纪90年代，有app家提出，人类大脑活动的波动就像指纹一样，在特定的行为下拥有特定的信号模式。于是，“大脑指纹”理论诞生了。作为“大脑指纹”理论的延伸，人们可以用它进行测谎，尤其是帮助判断一个嫌疑人是否曾经参与了一桩犯罪案件。

这项技术在使用时，通常会让嫌疑人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给他提供一系列信息，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案件有关的。此时，警察会给嫌疑人戴上装有电极的帽子，探测他们大脑的活动，并将信息反馈到一台脑电图描记仪上。

浙江大学生物明升手机版工程与仪器app学院副教授何宏建认为，脑指纹技术其实是一种更宽泛的通俗的说法，在学术上，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ERP 是从自发电位中提取的大脑的高级功能电位。

它的测试机制是，人脑对已经知觉过的事物是有记忆的，记忆以图像或者语义的形式存储，当知觉过的事物再次呈现时，大脑会对事物进行匹配，检查当前知觉到的事物是否在大脑中存有记忆。这种匹配活动会伴有特殊的脑电位变化，不同类型的信息也会产生不同特征的脑电位。

何宏建介绍说，ERP技术测谎通常以P300 成分作为测试指标，因为研究发现，P300的波幅与受测者的注意程度和刺激的信息量成正比。由于犯罪相关刺激对于真正的罪犯包含更多信息，具有更大意义，会引起高波幅的P300 电位。事实上，脑指纹技术的核心也是寻找P300。

据了解，该技术最早在美国少数州的司法领域有过实践，新加坡近年来也引入了这项技术，但目前为止，只有印度法院把利用它得到的信息作为证据。

“这都是因为脑指纹技术的成功率很依赖测试实施的方式。如果是作为一项app研究，它在实验室环境下的成功率可高可低。”何宏建解释，正因为在app研究中，这项技术的可靠性并不稳定，它的应用受到了许多专家的质疑。

“脑电反应的前提是需要有心理活动，那么，当测试者提出一个问题，假设被试者一边回答，一边有意思考与事实无关的其他内容，测得的指标很容易被干扰。因此，如果在使用这项技术时，只关注指标本身，而不注意沟通方式和技巧，被试就有可能蒙混过关。”何建宏说。

但他认为，相比app实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脑指纹技术的出错率反而可能降低。因为，在审讯环境下，嫌疑人与刺激物的利害关系更敏感，更不易控制情绪和思维，而在实验条件下，刺激物对于普通被试来讲是中性的，被试更容易掌控自己的想法。

fMRI揭示说谎的心理过程

随着神经app的发展，尤其是脑功能成像技术的出现，可以弥补脑电技术在空间分辨率上受到限制的缺陷，它可以帮助定位说谎行为涉及的认知过程相关的脑区。那么，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就可以不再仅仅依靠唯一的P300 指标。事实上，判断者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容易区分被测者的行为。

何宏建说，fMRI 是一种无损的脑功能探测技术，它通过测量磁场信号的改变来度量由神经细胞活动所引发的脑区中脱氧血红蛋白浓度的改变。利用fMRI 技术进行测谎研究，可以揭示说谎的认知神经机制。

首先，人脑对感知过的外界信息都会存留一定的心理痕迹，尤其是对于能够造成强烈心理刺激的犯罪情景。当嫌疑人面临相关话题时，本能的反应是要说出事实，因此，大脑会唤起相关情景记忆的再现和提取。此时，大脑的默认网络，尤其是扣带回后部和楔前叶的协同活动，可能反映了这一过程。

但嫌疑人很快意识到，自己并不能说出真相，于是必须抑制自己说真话的欲望，同时编造一个合理的谎言。结构成像研究发现，前额叶皮层与这个过程密切相关，其中最有可能的子区域是腹外侧、背外侧及内侧。

除此之外，个体在说谎过程中由于受某种动机的驱使，又担心谎言被识破，还会产生紧张、焦虑、害怕等负性情绪。而情绪加工的神经基础包含许多脑区，其中最关键的是杏仁核、岛叶、前扣带回皮质和前额叶区域。fMRI 测谎研究发现，人在说谎时，大脑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核与脑岛的活动会显著加强。前额叶脑区在说谎过程中很活跃，可能也与紧张、害怕情绪的评价和调节过程密切相关。

“显然，说真话与说谎时，大脑活动在空间位置上是不同的，尽管会有重叠，但更多是具有特异性的。”何宏建说，理论上，通过脑功能检测，了解嫌疑人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情况，就可以判断他是否说谎。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测谎领域有所实践。

寻求多种技术手段结合

遗憾的是，fMRI技术测谎也和ERP技术一样，还无法突破根本上的漏洞。也就是说，如果个体在执行说谎这个心理过程的同时，还在进行另一个心理过程，也就是大脑在执行多任务工作，那么多个任务相对应的活跃脑区就会交错，检测结果就可能被混淆。

不过，何宏建指出，如果没有充分了解这些技术特点，没有经过专业的心理素质训练，犯罪嫌疑人想要在审讯环境下完全控制自己的大脑反应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更棘手的是，这两种方法的可操作性都比较差。在实验室环境中，研究人员对实验条件是有比较严格的控制的，而且，为取得好的实验结果，测试需要尽可能隐蔽，让被试者在不知道实验目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实际应用中，尤其是审讯中，想要满足实验室条件，做到隐蔽，基本是不可能的。”何宏建坦言。

这些现状也是为什么测谎技术从诞生以后发展和应用并不迅速的原因。

在他看来，目前相对有效的测谎可能需要寻求多种技术手段的结合，并最终依赖于app对大脑认知的进一步深入。比如，利用fMRI技术，将被测者视觉区的信号提取出来，并还原成图像信息，如果捕捉到具有与案件相关的任何信息，无论是犯罪场所或是犯罪工具等，就可以提升测谎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