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前因为严重的空气污染而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车辆单双号限行等措施，工厂限产甚至停产，幼儿园和小学也将停课。雾霾问题让很多人对于这座大城市的纠结心理再次浮现。

有条件的人选择短暂逃离，比如周末开车去张家口，那里与北京有群山阻隔，而且上风上水，没条件的只能宅在家里，减少与霾天接触的机会。有人由此抱怨，认为造成首都空气质量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城市人口密度太大、机动车多，雾霾只是诸多城市病的一个典型罢了。

大城市的发展必然带来到人口的不断增长，并引发一系列资源、环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不是仅仅依靠“减人”就可以实现？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城市化发展战略，一直存在着争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争论，是究竟是走重点发展大城市化的道路还是走城镇化道路。后一条道路的倡导者提出，重点发展大城市会导致城市病。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人为地采取强干预的方式阻挡大城市的发展，未必就是一条可行的办法。

历史经验证明，这样的作法不仅不会成功，也违背了城市发展规律。大城市的集约化效应所带来的高效率、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所激发的创新精神、所促成的经济社会繁荣，都是中小城市所无法相比的。有人会说，大城市会带来“城市病”、交通拥堵，会造成环境污染，然而，如果管理水平得不到提升，中小城市同样会发生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所谓“城市病”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城市管理水平低下造成的，也应该从提高管理水平的角度去解决城市的问题。

社会学的一项共识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城市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态，这种生态有它自发的结构、节奏和规律，人为地干预城市生态，不仅不能解决城市问题，反而会带来严重的负面结果。比如，大城市虽然需要一定比例的高精尖人才，但也不能缺少大量基础性的服务群体和体力劳动群体。越是大城市、超大城市，社会分层结构就越明显。而人为的决定哪些人群要留、哪些人群要走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城市自身的运行规律，还有可能将城市化引入畸形发展的状态。

进一步观察，城市市场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对于市场的干预、大规模拆迁改造，效果未必好。很多注册证明，大量投资去建新的市场，结果反而容易导致市场衰落。这就像一些地方通过人为造城来推进城市化进程一样，最后带来的却是一座空城。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已经形成。在市场机制下，价格由市场形成，一切合理因素在其中运转。同时，城市的运行也更多地借助于市场的力量有序推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自我调节，这是社会治理思路的一个创新。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国家治理者对于社会运行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承认了社会自身具有很强的自我运行和自愈能力。

研究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可以发现，无一例外，大城市在其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比如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分别聚集了两个国家的大量人口。同时，技术进步创造了强大的交通能力。地铁、高架公路、高铁等交通网络缩短了人们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即使在较远的地方居住，在大城市工作也没有问题。交通条件的改善，为大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多年来，有人一直提倡发展小城镇。但是，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小城镇与大城市相比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小城镇创造的就业机会太少，没有办法和大城市相比，大城市人口聚集本身就是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大城市，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劳动分工来解决，而这在小城市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村户籍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在城市里买房定居。对于很多农民、农民工，如果询问他们希望选在在什么样的城市居住，可以发现他们大部分希望居住在大一些的城市而不是小城镇。原因很简单，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憧憬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下一代的教育，二是更好条件的医疗。而这样的需求只有在规模大一些的城市才更可能实现。

总之，大城市在经济、文化、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各种社会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恐怕未来明升中国东部比较多的大型城市会成为明升中国城市化的主体。这是基于大城市自身创造就业的逻辑和农民、农民工的希望而做出的判断。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报记者王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