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建科 许 诺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30日 04 版）

煽动和刺激受众心理的手机版生产方式是饮鸩止渴

11月23日某研究机构在其微信认证账号上发表文章《呼吸的痛！北京等地雾霾中发现耐药菌》被热转。11月24日，上海某网络媒体刊发手机版《北京雾霾中发现有耐药菌，“人类最后的抗生素”对它束手无策》，25日被大量媒体转载、评论。

记者发现，在媒体互相转载转引过程中，出现了把研究中“雾霾中存在耐药性基因”报道成“存在耐药菌且将使药物失去作用”等多处谬误。论文原作者也认为研究结果被误读，且表示这并不是一篇呈现最终app结论的文章，其所呈现的初步结论是尚在研究中且待进一步证实的阶段性成果。

明升中国科普研究所app媒介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王大鹏说，app家主要是提出疑问，而媒体记者希望app给出答案和确定性，更关注的是结果。对科研成果报道后引发的一些误解和误读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长期从事手机版传播伦理研究的明升中国人民大学手机版学院教师常江说，造成误读误解，可能存在媒体报道失准或转载转引不当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更应该警惕的是手机版生产者和传播者心态上的问题，“比如一些媒体的记者或微信公众号在报道这则手机版的时候，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引导’受众的情绪向某个方向去发展蔓延？”

常江认为，迎合流行情绪或许能够让某一条手机版在短期内获得密集关注，但对于作为普遍的信息和知识载体的大写的“手机版”，若形成了以煽动和刺激受众的流行心理为特征的生产方式，那对于全行业来说都只能是饮鸩止渴。

“抢先发布、随后矫正”的报道手法损害app严肃性

网络时代，信息更新快速，一些媒体采取“先发布、后矫正”的操作手法。在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app报道领域，这样做会有哪些风险？

“媒体追求独家和首发报道，但偏离事实的独家和首发会损害app的严肃性。”王大鹏说，这样产生的负面效果很难轻易消除，因为受众会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对后来消除误读的做法易产生抵触心理，进而也会损害公众对app研究的信任感。

记者注意到，一些以科普为目的的微信公众号为了吸引眼球、赚取点击量，在发文时对一些话题进行“标题党式”的加工，把科研中尚且存疑的推断当作确凿的结论进行传播，使读者产生片面理解。

常江指出，这是因为与正规手机版机构相比，不少微信公众号缺乏规范而严肃的内容把关机制。王大鹏说，要加强引导，提高app报道的质量，为公众提供更多具有app性、接地气的app报道。“app传播工作要更app，越是传播手段多样，越要求提高app传播的质量。”

“传统手机版机构在时效上可能比不过社交媒体甚至谣言的传播，抢手机版不当的话，对自身的权威性伤害很大。”常江认为，在当下，手机版机构应该着重强化自身的“权威性”资源，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求证真相，这样才能在错综纷繁的信息来源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和风格。

慎重对待存疑的结论，全面呈现证实的结论

就科技领域的报道原则，专家建议，媒体记者需要提高自身的app素养，对待存疑的结论、假设的推测要做到慎传播甚至不传播，对待被实验验证过的结论也应留有启发性空间，客观全面、不偏不倚地呈现。

王大鹏认为，app是对确定性的不断趋近，对于尚没有明确结论的带有探索性质的初步的app研究成果，“媒体记者要采访到作者本人，并征询本领域其他学者的看法，这样有助于更好地展现所报道研究的全貌。”

“不只是app类手机版，媒体在报道所有手机版的时候，都应该恪守一些基本准则：言之有据，即所用的信息、数据和言论，均有合法的明确的来源，有据可查；不做主观推测，只对纯粹的事实进行呈现；全面求证，尤其是要求证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及权威人士，避免被错误的信息或主观的判断误导。”常江说。

常江说，手机版记者不是专家，不能苛求其在各个领域都拥有丰富的知识，但恪守手机版专业规范可以最大限度规避因媒体误读误判等原因而产生的风险。

王大鹏还提出，针对有传播价值的科研成果，科研人员也应该提供接地气的解读，避免媒体记者在报道过程中“翻译”不到位而产生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