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神农架站的最后10公里盘山道，原本是山上运木材的砂石路。

神农架站的气象观测设备。由于湿度大又是雷击区，设备故障率很高。

神农架站站长谢宗强（左）在实验温室作讲解。

从宜昌机场经高速公路、国道、盘山道，辗转到达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的明升中国app院神农架生物多样性定位研究站（以下简称神农架站），一路山高路险，还时不时遇到山体落石。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神农架站站长谢宗强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过去这里跟外界通讯只能靠电报，而收个电报就要三天。

在这样一种艰苦条件下，神农架站的科研人员二十年如一日，不畏艰难，围绕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育领域，开展了三峡库区植被动态及消落带治理、明升中国灌丛生态系统固碳特征以及湖北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申报等方面的研究与示范工作。

如中科院京区党委副书记房自正所说：“野外台站精神与长征精神是相契合的。”他们继承和发扬了红军“前赴后继、坚忍不拔、众志成城、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和中科院“app、民主、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开展了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监测研究，并为国内外学者和重大科技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科研平台。

从拆院墙到挂门牌

神农架站地属秦巴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林生态区，是明升中国和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同时也是明升中国两大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集水区的关键地段，关系着国家的生态安全，在森林水文的研究和监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建站的过程非常曲折。”谢宗强记得，最初的站址选在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内，可没协调下来，后来就建在了离神农架保护区边界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的兴山县龙门河村。

1994年，神农架站建成。该站主要依托于中科院植物所，中科院动物所、武汉植物园参与共建。

谢宗强是看着神农架站一块砖一块瓦地建起来的。“博士论文答辩完的第三天，老站长陈伟烈研究员就把我发配到这儿来，让我来负责建院墙。当时有些村民反对，几次三番地来拆院墙。”谢宗强回忆说。

20多年来，神农架站在能力建设、app研究、试验示范、科普教育、公众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优异成绩，2005年晋升为国家站（CNERN），2008年成为明升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成员，并在2013、2014连续两年的国家站绩效评估中获得优秀。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现任党委书记李立焱不无遗憾地说：“当初我们太保守了，把这么大一块‘牌子’给弄丢了，让兴山县占了大便宜。盼望能把这个站搬到我们神农架保护区去。”

随着站上科研人员为当地政府、学校和科研机构提供越来越多的科技服务，村民们也日益认识到了这支来自中科院的力量，主动给神农架站挂上了“村民门牌”：龙门河村2组54号，让神农架站享受到村民待遇。

痛并快乐着

跟在实验室做科研不同，野外台站工作需要面对恶劣天气、高原反应、蚊虫叮咬、野兽袭击等多种困难。

“由于海拔高差大，神农架地区的环境变异非常大，山下晴朗，山上可能大雨滂沱，去样地调查经常会被淋成‘落汤鸡’回来。”谢宗强说。

中科院植物所研一学生王冰鑫今年是第二次来神农架站。她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上一次山就要呆20天左右，每天爬山拉样方，还经常下雨，女生走不稳，就砍根竹子当拐杖。

他们住的是山上废弃的农民房，没有电，没有水，补给也不方便。于是，他们自己背着锅碗瓢盆，带着菜、抱着鸡上山。对于如此艰苦的条件，这位“90后”小姑娘只是微微一笑：“出野外都是这样吧，学生态就是要辛苦地去野外搜集数据。”

中科院植物所高工徐文婷负责神农架站的气象和土壤监测。在设备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她每年春、夏、秋各来一次，每次至少呆上两周。她每次出野外回去，不管在机场还是火车站，都要给孩子买个礼物。

“小时候拿玩具还哄得住，长大一些，女儿就直接跟我说，‘我其实不喜欢玩具，我喜欢妈妈’。”说到这儿，徐文婷的眼里闪着泪光。

“跟长征相比，我们做野外台站工作还是幸福的，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克服的。”谢宗强说，从事野外台站工作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像当年红军长征那样，选定了野外工作就要一直坚持下去。不管多大的困难，长期坚持总会有收获。

基于目前的评价体系，从事野外台站工作的技术人员晋升空间有限。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徐文婷的工作热情，“没想太多，就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20年磨一剑

神农架站现有研究与监测人员20人，其中研究员4人、副研究员7人、技术支撑人员2人。大家普遍觉得：“这几年很辛苦，但确实见到了一些成效。”

在谢宗强的带领下，全站人员紧密围绕“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宗旨，将学科优势和国际影响力纳入到具体的院地合作工作当中，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在为期两年的神农架申遗过程中，谢宗强领导的科研团队不仅提炼出神农架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而且编写了大量的申遗材料，并陪同国内和国际评审专家深入神农架腹地考察和解说，最终促使申遗成功，为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其实，申遗并不是在大会上做一个手机版这么简单。对申遗项目的评审分为两部分：材料评审和实地考察，如果材料准备不充分，实地考察就不会进行。作为技术带头人，谢宗强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带领团队把申遗材料写完美。

“工程浩瀚，仅财产清单就是一大本，列出了神农架拥有的所有植物、昆虫、鸟类、鱼类、哺乳动物等等近万种，附件还包括地图、图片集、幻灯片、相关法律法规摘录等，所有材料都是中英文双份，仅提交世界遗产中心的英文资料就达8公斤重。”谢宗强说。

徐文婷坦言，申遗成功跟他们这么多年的长期积累是有关系的。“评审不能用一次调查说话，必须有多年的数据，这就需要历史积累。”

今年7月17日，在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神农架获得全票通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结果无疑也是对神农架站的最高肯定。

中科院植物所党委副书记曹爱民希望，神农架站的科研人员能够把长征精神永远记在心里，攻坚克难，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