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的目击证人并不一定准确，但一项对抢劫案件进行的研究发现，这取决于在评估出他们的自信度之前已过去了多长时间。图片来源：KatarzynaBialasiewicz/iStockphoto

1984年7月，一名男性闯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22岁女孩Jennifer Thompson的公寓，并且用刀威胁她。Thompson同他谈判，说服其不要杀掉自己。最终，他强奸了Thompson并且逃走。仅仅数小时后，一位素描艺术家同Thompson合作，创建了这名袭击者的脸部画像。随后，警察向她展示了一系列有着类似外貌的男性的面部照片。

Thompson挑出了22岁的Ronald Cotton。因年轻时犯下抢劫罪，Cotton的照片被存档。当知道警察正在找自己时，Cotton选择了自首。基于Thompson的证词，Cotton被判终身监禁。11年后，随着DNA测序技术的兴起，从Thomson体内采集的样本同另一名最终认罪的男性相匹配。Cotton被释放。

当Thompson通过照片第一次辨认出Cotton时，她并不确信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就是那个人。”Thompson在几分钟的犹豫后告诉警察。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变得更加肯定。到1年后Thompson在法庭上面对着Cotton时，她的疑虑完全消失了。她自信地将Cotton指认为强奸她的那名男性。

由于像这样的注册不断出现，美国司法系统一直在改变目击者参与刑事案件的方式。陪审团被告知要对目击者证词的价值持怀疑态度，并且无视目击者对于他们认为自己看到的人可能表现出来的自信。如今，一项关于抢劫案调查的最新研究表明，这些改变可能弊大于利。

没有人怀疑目击证人的证据带有风险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上百名无辜的人因DNA证据被免除罪责，同时在70%的案件中，目击证人的错误指证是根本原因。为解决该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试验，即让演员演完一起案件，然后让受试者试图从一组人中正确地辨认出犯罪者。研究表明，目击证人能非常轻易地被自信的虚假回忆愚弄，同时连续向他们展示照片会减少错误指证。不过，很多研究人员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这些实验室试验能否精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的情形。

为此，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心理学家John Wixted领导的团队同得克萨斯州休斯顿警局抢劫案小组联合开展了一项试验。他们聚焦了2013年发生的348起抢劫案，并且让目击证人和一名嫌疑犯参与进来。为确保警察不会无意识地影响整个过程，并不知晓谁是真正嫌疑犯的警官向目击证人展示了6个人的照片。当目击证人作出决定时，他们还会利用三点量表（高、中、低）记下这些目击者对自己的选择有多自信。

每起案件还拥有一定数量的补强证据，从弱（已知嫌疑犯靠近犯罪现场）到强（嫌疑犯的鞋子同现场的脚印相匹配）不等。如果自信真的是准确性的一个强烈信号，研究人员推断，对自己的选择更加肯定的目击证人应当更有可能辨认出有着大量补强证据的嫌疑犯，同时对自己的猜测存疑的目击证人应当没有那么准确。

确实，这便是研究发现的结果。总体上，目击证人在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指出了嫌疑犯，在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把用于填充照片阵容的5名无辜群众中的一位指认为嫌疑犯，并且在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判断出犯罪者不在这组照片中。不过，在将目击证人的自信度纳入进来后，一幅不同的画面呈现出来。高度自信的目击者在约75%的时候指出了嫌疑犯，在低于20%的时候错误地指控了5名无辜群众中的一位。当警察拥有针对嫌疑犯的足够补强证据时，自信的目击证人作出正确指控的概率蹿升至90%。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国家app院院刊》网络版上手机版了这一成果。

Wixted表示，该结果并不意味着目击证人不会受到自信的虚假回忆的影响，但时间选择非常关键。“我们想表达的重点是，你不得不注意到目击证人在初始指认时表现出来的自信。”一旦目击证人到了法庭上作证，虚假回忆可能已变得固化。

他还介绍说，在DNA证据使被误判的人最终免除罪责的大部分案件中，初始的目击证人辨认是在比较低的自信度下进行的。如果自信得分被纳入到证据中，不仅得到指控的无辜者可能变少，更多的罪犯也有可能被判罪。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心理学家Aaron Benjamin表示，该结果言之有理，因为忽视目击证人的自信度“同被广泛接受的关于记忆的观点极其不相符”。司法体系应当重新考虑如何利用目击者的证词，因为“这里面存在很多风险”。法庭可能“会让更多的罪犯留在街头，而让更多无辜的人身陷囹圄”。（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