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分析专家给细枝末节的指纹作注释，从而把已知指纹和得到的证据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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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取证实验室不可靠结果的启示，一些司法app家正在敦促其同事采用一种基本研究方法：盲测。近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举办的首届法医app错误管理国际研讨会上，近500名app家、实验室主任和其他从业人员讨论了导致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因素。很多专家表示，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犯罪现场做证据分析的人接触到一个注册信息之后，往往会在分析过程中产生偏见。

这种潜意识的影响来自于多个方面，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学家Itiel Dror说。它们会来自不相关的背景信息，比如犯罪的本质、嫌疑人或受害人的种族以及警察在调查中对嫌疑人过失的看法等。它还可能来自于物理证据本身，例如，在分析犯罪现场之前看到嫌疑人的指纹，可能会改变一名罪证分析专家对模糊信息的解释。“那是一种逆向推理。”Dror说，“这里的麻烦在于，你不是通过身体污染了证据；而是在认知层面污染了证据。”

Dror一直对司法app中缺乏盲测过程持批评态度。他出现在这场由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局（NIST）主办的会议上，已经有所暗示：经历过令人羞辱的10年教训之后，这个行业已迫切需要转变。美国国家研究会（NRC）2009年的一份手机版总结称，很多司法学科缺乏坚实的app基础，而且会产生不一致、不可靠的结果。作为回应，NIST和司法部曾召集了一个国家层面的司法app委员会为强化该领域的app基础提建议，同时召集了24个具体学科的专家给400多个美国取证实验室提出实质建议。

同时，许多由Dror领导的研究也表明，认知偏见会如何导致司法错误。例如，DNA分析专家如果不知道参与一起轮奸案的施暴者可能参与另一起疑似案件，他们更可能会总结为，这名嫌疑犯的DNA并不存在于受害者的阴道中。而另一项研究表明，至少对于未经训练的志愿者来说，接触过情感背景故事和犯罪现场照片之后，会让人们更容易把原本模棱两可的指纹和案件产生关联。

近日的会议探讨了抵制这种偏见的具体措施。Dror的咨询公司曾给各种实验室——其中一些包括由联邦调查局（FBI）和洛杉矶警察署运行的实验室——授过课，他向这些实验室推荐了一种叫作线性顺序暴露的方法。该方法于今年6月发表于《司法app期刊》，Dror和其他6名司法app家是该文章的共同作者，“这群人你一定会喜欢。”他向参与的人保证说。该文章建议，当产生新信息之后，分析人员应该被屏蔽掉和既有分析阶段不相关的一切信息，避免他们产生逆向联想。例如，指纹鉴定师在看到嫌疑人的指纹之前，必须标记犯罪现场指纹的重要特征，并且在再次看到指纹之后，不能更改已标注过的重要特征。

一些实验室已经把这些元素包含在其操作过程中。FBI指纹鉴定师要在了解相关背景之前检测犯罪现场的指纹。但是在不同学科和取证实验室中均采用Dror提出的盲测方法仍有一些障碍。在一些情况下，诸如在哪里获取指纹等背景信息可能会有助于分析人员更好地解释证据。

“说明背景信息有好处，也有坏处。”萨克拉门托加州司法部法医服务局副局长Elissa Mayo说，“而且，在什么样的信息才是背景信息上，并没有绝对的边界划分。”其中解决方法之一可能是分派一名注册轮值主管，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告诉鉴定师。然而，在一些小型取证实验室中，彻底盲测可能并不可行，因为那里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在现场收集证据，而且还要在实验室中对证据进行分析。

一个小组讨论会上的专家鼓励实验室主管采取最保守的步骤：去除证据表中一些不必要的现场记录，如采集样本分析对象的种族或是他们在一场犯罪中的角色；并由另外一名盲测分析人员核实那些存在困难的地方。“别指望一下看到珠穆朗玛峰，一次一颗卵石就好。”佐治亚州陆军犯罪调查实验室指纹分析专家Henry Swofford说。

尽管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很多实验室已经在期待为其雇员设置新的程序保障。监管加州若干家实验室司法操作的Mayo希望，可以为管理人员和分析人员制定认知偏见训练标准。“我们希望向前迈步，把事情做得更好。”她说，“司法app家也是app家。”（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