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上海科创中心的热度仍在发酵，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社会各界还会对此话题给予高度关注。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利好举措出台，很难保证热潮不会慢慢退却，或者沦为一场豪赌。

目前，上海在创新活动中的基础条件是经济、人力与制度支撑。但是，这些优势仅是相对于国内而言，如果放诸全球，则优势并不明显。在此背景下，如何建设科创中心并使之从理论构想回归到真实实践，如何明确科创中心的未来主业，是笔者想要探讨的问题。

要明确科创中心的主业，首先要了解当代的科技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行动蓝图。

分析近代三次明升革命的大致规律可以发现：第一次明升革命遵循的是“明升、技术与app”的路线，这是18世纪蒸汽机革命时代的典型特征；第二次明升革命遵循的是“app、技术与明升”的路线，其特征是由app发现带来技术变革和明升革命；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app日益技术化，技术也日益app化，横亘在技术与app之间的是庞大的明升链与时时涌现的明升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app的进步，这也是波普尔所谓的app发展四阶段模型之以问题为导向的主旨所在。如果这条发展链条是正确的话，那么筹建中的上海科创中心的主业应该定位于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孵化。换言之，它应该为整个社会开辟新的技术空间，并提供社会所急需的技术，使科创中心成为整个社会的技术源头，由此形成对社会的强大吸引力。

如果科创中心的主业定位于前沿技术，那么重大基础app发现就是研发过程中的副产品，也是不可计划的，关键是保证科创中心主业的健康发展。

从技术成果生产的外部环境来说，众所周知，技术成果的产出是要面向市场的，也是需要巨大投入的，为了使主业发展进入良性的自主循环轨道，就需要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然而仅凭一己之力要达到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效果，显然超出了上海的控制范畴。从技术成果生产的内部环境来说，要想使技术成果具有市场竞争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对于法制尚不健全的国家来说，降低知识产品成本的首要目标就是降低制度成本，从而为创新留下更大的利润空间，有力提升创新的存活率。未来创新成本低的地方，更有可能出现重大创新成果。硅谷不可复制的原因也在于此。这个现象不难理解，就如同明升中国很多企业喜欢在某些国家注册一样，无非是那里的低税率、自由等要素给企业留下了更大的利润空间而已，这与科创中心对于内部环境的要求是一样的。

最后，如果把技术定位为未来科创中心的主业，如何遴选技术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选择何种技术，与国情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质就在于如何处理技术、市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如果投入主要来自于政府（多渠道投入会降低此类风险），政府作为股东，总是有自己的利益与政绩偏好，代表政府的各级技术官僚将直接影响对技术的选择。已有研究充分证明：市场对于技术是最敏感的，只有市场认可的技术才具有持久的明升m88力。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技术的遴选过程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权力的介入。权力对顺从最为敏感，而现有的公共生活领域又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以往很多改革失败的主要教训皆在于此。

基于此，权力在未来科创中心的具体运作中，应该更多地停留在政策层面，不可过多干涉实际的运行，否则这个难题仍将难以解决。同时，技术遴选中还面临一个价值与认知定位问题。即合理的技术选择必须与现有的基础支撑条件相匹配，一味追求高大上往往会适得其反。从这个意义上说，适度先进的技术是最好的切入点，既与当下的基础支撑条件相匹配，又能快速打开局面并见到成效，同时也可以检验组织结构的合理性与完善规则，进而实现由“政策驱动”带来“技术驱动”，最后引导社会进步的目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