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璐 《 明升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5月26日 09 版）

程乐迪是东北一所高校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第二学年按照惯例来到北京的实验室学习，也“按照惯例”成了老师创业公司的“员工”。

和这家公司的正式员工一样，程乐迪每天上班打卡，下班回到员工宿舍。只不过，正式员工的月薪接近1万元，她的补贴是每月1200元；正式员工有双休日，她只有每周一天休息，写论文需要时间还要和老师申请。

有时，程乐迪会开解自己：“跟着老师做项目也是学习”，更多时候她心里有点儿委屈：“我不是老师的廉价员工。”

“这种状况的确存在，在研究生阶段比较普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业教育中心主任张林称，一些学生面对比较过分的老师，甚至不得不以闹掰了为代价脱离老师的公司。

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提到“支持教师以对外转让、合作转化、作价入股、自主创业等形式将科技成果明升化，并鼓励带领学生创新创业”。老师创业时首先想到的资源之一是学生。可是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局面。如何规范老师创业中和学生的关系，是摆在鼓励老师创业面前的一个难题。

比在课堂有收获，但比不上去BAT

在程乐迪保研之前，同门师兄师姐就说了这位老师的风格，“给他‘打工’是不成文的规定”。

读研后第二年，她到老师的北京公司时，是有抵触心理的。一是因为在公司不像在学校那么随意，二是因为北京是互联网中心，她想去BAT（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那样的大公司锻炼，老师的公司只是一家初创企业。

尽管心里有想法，可老师毕竟是老师，程乐迪“没有办法”接受了安排。

老师的公司管理学生并不像管理员工那么严格。可每天上下班打卡，如果没来老师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所以程乐迪每次有请假的想法要考虑很久，很多时候就放弃了。

程乐迪突破过一次。她申请了一家著名互联网公司的实习生并拿到了录取通知，实习工资是每天100～200元。她把想去实习的想法告诉了老师，可最终还是没去成。

“为什么去那里实习，我这边也有很多实践机会呀。”老师以这样的理由不允许她去实习。

“待在这里的确比什么也不干好，可是比不上去BAT的收获。”程乐迪没敢和老师说心里的想法。

记者还采访了3位有同样遭遇的同学。他们在北京一所著名理工科高校读研究生，读研期间被老师安排到偏远地区做项目，非常辛苦却只有很少报酬。犹豫再三，这3位学生迫于压力不敢公开他们的事。

“这所学校的研究生太难考了，我们考进来也不敢多要求什么，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不干有其他大把人干。”一位学生说。

师生关系中，被动的学生只能忍

中南大学毕业的周枫读大四那年，也在老师的公司工作过。老师没提工资的事情，只是为他解决了吃住，给了他很多锻炼的机会。

现在回头看，周枫承认自己那时候“很单纯”，不过那个阶段他是为了尝试是否适合那样的工作，对于报酬他不看重。

毕业后，周枫又一次和老师一起创业，这一次的关系是“合伙人”。双方明确了股权分配、工作职责、作息时间等，共同做一番事业。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周枫在校期间和老师创业时，老师是分配任务的角色，周枫是完成任务的角色。如今公司的所有问题老师都会和周枫商量，听取他的意见，根据双方特长安排工作。

记者了解到，像周枫一样和老师建立合伙人关系的很少，大部分学生是像程乐迪一样，在老师的公司或项目里帮忙。但是在工作安排和待遇方面千差万别，一切决定权都在老师手中。

大家是不是都不愿意当老师的员工？程乐迪想了想说，学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想走学术道路的人希望多发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打算毕业后找工作的人有的希望有这个锻炼机会，也有人希望能去大公司实习，还有人只是不敢反抗，选择“忍”，或是应付老师安排的工作。

“不一定会影响毕业，但如果反抗大家会担心未来老师会给自己很多麻烦。最心疼的是时间成本。”程乐迪说。

她身边只有一位学生反抗过，这位学生明确向学校表示了不愿意在老师的公司里干活，有自己的规划。学校接受了他的意见，为他更换了老师，但并没有制止老师的行为。

根据张林了解的情况，如果和自己所研究的项目相关，又在求学阶段得到实践机会，在初期大部分学生是愿意的，即便工资很少，学生也很珍惜锻炼机会。可是时间长了，一些老师不愿意放手学生。有一些学生和老师闹掰了，为的就是早点毕业。

“学生是很被动的。”张林说。

老师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学生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鼓励老师创业，带领学生创新创业”点燃了老师们创业的热情。

不少专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不仅可以促进产学研一体化，还可以让老师离市场近一些。

云南省青年创业协会导师孙晓璇称，更重要的是，以前老师创业都是“偷偷”的，学校会认为老师的重心没有放在教学上面，现在出台了很多文件，有想法的老师多了。在一些和学生专业结合得比较紧密的项目中，老师也会让学生参与其中。双方是自主关系，老师如果觉得学生符合要求，今后可以作为员工考虑，学生觉得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老师也不能勉强。

在孙晓璇看来，老师一般都会以项目给学生单独结算补助，但不能把学生等同于员工。大部分学生的目标是顺利毕业，员工的目标是通过努力得到认可，因此对他们的衡量标准也不同，应该针对他们的努力程度及结果来决定待遇，有差异也是正常的。

如果单单提到保护学生权益、约束老师，孙晓璇认为这很难，因为学校很多时候并不了解老师项目中的细节，她建议学生以“是否和自己未来目标吻合”来判断项目。

对于程乐迪来说，也并不是一切“向钱看”，她希望老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兴趣为学生规划道路、安排项目，并且尊重学生的选择，不以老师的地位压迫学生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和“过来人”周枫的意见一样，“自愿”是学生是否要在老师的公司里工作的第一考虑因素。其次，要考虑学生对这份工作是否有兴趣、老师给予的回报（不只是金钱）、未来的安排等，学生需要权衡各方面的因素决定。

张林认为，老师带领学生创业中的很多问题并不适合一刀切，很多软性问题只能呼吁和倡导，关键是“规定学生什么时候可以毕业，老师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学生做过量的、或者不愿意的研究”。

（文中程乐迪为化名）（原标题：老师，我不是你的廉价员工 如何规范老师创业中和学生的关系是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