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日前，《明升中国青年报》以《湖北职称评审开啃“唯论文论”硬骨头》为题，报道了湖北省首次在省内高校推行职称分类评审，构建多元化复合型评价体系的消息。（《明升中国青年报》2015年2月9日）这个报道最引人瞩目之处自然是在职称评定中设立“教学为主型”岗位。

近两年来，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政策倾向受各方诟病，教育管理部门和一些大学也在压力之下出台了许多鼓励教学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像加大国家级和省级教学评奖的力度、在校内设立教学类的巨奖等，都是表演性大于实质的，它们并没有改变目下课程教学日益疲软的整体态势。湖北省教育厅出台的职称评审中教师分类的政策，确实部分地照顾到了大学的实际，但同样的政策在某些有评定职称自主权的“985工程”高校已经实施了差不多二十年。可是发展到今天，它们仍然在“重科研、轻教学”的不归路上快步行进。从这个意义上看，《明升中国青年报》的“编者按”断言类似政策是“最可行的改革路径”，实在有点过于乐观了。

应该说，“教学为主型”岗位的设立只是部分解决了基础课和公共课教师评职称难的问题，但距离彻底扭转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还相当远。

因为一方面在大学中，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是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的，这或许牵涉到人性的弱点。我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知道，没有哪位老师觉得自己的教学水平差。话说得顺溜儿的人，喜欢强调讲课是一门表达或表演艺术；而话说不清楚的人，喜欢说讲课关键要朴实无华，内容才是第一位的。这种难以理喻的现象也使与教学有关的奖项失去了说服力。

简单评判教师教学水平的方法当然有，比如以学生评分高低为依据。但是，不同年级学生对待评教的态度不同，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要求也不一样。简言之，学生的衡量标准往往也是无法统一的。举一个例子。历史学家顾颉刚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他的学生回忆说，顾先生的课讲得非常好，其依据之一是顾先生写板书，每次下课铃声响起正好写完一个小节。但我们知道，顾颉刚先生讲课是从头到尾地背身写板书的，历史课这么个讲法，从讲授的角度看，无论如何都算不上精彩。

从另一方面看，大学里的绝大部分教师是专业教师，即所谓“教学与科研并重型”。从岗位设置的原则来说，他们天然地要在科研与教学中寻求平衡。然而，现实中这个平衡根本无法保持。既然教学水平的高低不易评判，能够找到的评判标准只有课时的多少。因此，只要是按时上课，不迟到、早退，即便是保持无所用心的状态，也可以合格。但科研则不同，现在既有刊物级别的要求，又有课题级别的要求，还要加上获奖的级别，要符合这一系列要求，非花费更多的精力不可。因此，专业教师虽号称“教学与科研并重”，但天平向后者倾斜是必然的。

现在，扭转“重科研、轻教学”局面的意见有两个矫枉过正的倾向。一个是只讲教学，不讲科研，其理由似乎很充分——大学首先是教育机构；另一个是主张将科研强的教师变成专职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员，其理由是发挥此类教师的特长。

前者牵涉到大学的分类。对一些高职类或教学为主的学校，的确是不需要以论文来论英雄。全民写论文，只能是炒冷饭、抄袭或变相抄袭，这种虚假繁荣，不仅不能提高国家科研的整体水平，反而是劣币驱良币，进而影响国家的形象。因此，对大学进行app分类似乎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后者之所以也属矫枉过正，是因为至少在大学中科研与课堂教学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课堂教学在大学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源自它的功能。这个功能首先是着眼于一个“面”，即在更广的面上，通过最新科研成果的融入来激发学生对app研究的兴趣。在整体水平提高的基础上，选拔出最有潜力的学生。我们应该树立一个理念：没有最新科研成果支撑的课堂教学就谈不上培养创新意识和app精神。

扭转“重科研、轻教学”局面的关键在于管理部门的思想意识。简单地说，就是要将管理思维转变成服务意识。有网友说，解决“重科研、轻教学”问题最容易的方法是提高课时费。这个说法虽然过于直接，却触及了改革的重点。取消各种名目的教学项目和各级的教学评奖，将这部分经费投入到教学过程之中，使所有从事教学的教师真正受益，并且将教学服务制度化，尊重教师的教学权利，让教师重新掌握教学的话语权，才可能提高其承担教学任务的积极性，进而才谈得上从根本上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